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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官僚机构办事不力，弄一个证要跑遍大半个城，像集龙珠一样集齐各种章； 以为西方国家就是天堂？错。在国外，官僚依旧是每个人咬牙切齿的对象。 所有的地方都是长队，两层厚玻璃，办事人员冰冷的脸，以及办事不成的时候感到的那种深深的恼怒、焦虑、甚至绝望。 为什么我们和国家机器的较量，总是如此让人恼火？ 我在牛津的朋友晓宇，在和德国大使馆对峙三回合之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 连续三次，我五点半起床，登上牛津开往伦敦的列车，赶往德国大使馆解决签证问题。 七点半，我准时到达伦敦，和通勤的上班族一起迈进公交，昏昏沉沉地经过大理石拱门，海德公园和希尔顿酒店。下车后，还需快步二十分钟，这样勉强能在约定的时间达到使馆。 德国人只开放早上 8 点到 10 点的时段，且没有英国人允许五分钟迟到的宽容。 我不能直接进入使馆。所有赴约的人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排队，由安保人员招呼依次进门。
 安保人员是印度裔。事实上，使馆所有的安保人员都是印度裔。站在门外，控制人流的印度小哥裹得十分严实。「Next, please!」他每隔一分钟的宣言喘出白气。头顶上方，有两盏橘红色的取暖灯。 过了安检，锁上随身的手机，就正式进入德国的国家空间。唯一的电子屏幕上显示排号信息和滚动新闻。无声的新闻每隔三分钟重复一次，直到下一次更新。这像是中转飞机时漫长的等待，我没有耐心等它更新。 剥夺了电子产品后，剩下的是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的哭闹。总有一群孩子，在等待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德国大使馆的建筑喜欢用玻璃，在北京也是；你抬头就能看到他们在二楼的办公室间穿行。 但这一层玻璃很厚，厚到我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听到那边人说话。到我了，柜台那边的人同我用英文交流。 「你有这个文件的公证吗？」 她问。 「公证？我有德国签发的版本。」 我从窗口下递过去。 她看了一眼，「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 「德国签发的时候不已经认证英国的了？要不然怎么签发？」 「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不能证明英国版本的真假。」她头也没抬，把话重复了一遍。 「你听我说了吗？我说……」 她用摊摊手的姿势打断我。 「去年已经在你们这公证过了。就是你们的公证处，他们还保留了文件。」 我尝试另一种途径。 「那是公证部门，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公证处和她坐的地方隔了两个窗口，不到五米的距离。 我再说什么，她也只是侧过身子摊摊手，然后默默地按下叫号器。 「Next, please.」 我愤愤地离开了大使馆。令我措手不及的是，八天后如此的场景又发生了一遍。另一封官方文件的真假需要另一封文件来证明。这次我清晰躁动的声量吸引来了两位工作人员和四只摊开的手。
 ▲ 使馆区的贝尔格雷夫广场，一个不大的广场。 二 跺脚走出大使馆，我怒冲冲地围着使馆区的广场打转，萌生了对沮丧（frustration）一词的深刻理解。不是愤怒，也不是精疲力竭，而是满身情绪找不到发泄的目标。 我希望认识德国大使，在晚饭的餐桌上抱怨一番，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关系」来解决问题。这难道不是渴望越权，寻求精英，诉诸非制度的想法吗？好像在讽刺一名平日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学生。 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认识德国大使。 就在我的怒气还没在广场上消散时，Anis Amri 的面孔浮现了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念头。Amri 是突尼斯人，比我小一岁。去年圣诞节，他开着大卡车冲入柏林的圣诞市场，造成超过六十人的死伤。四天后，他在意大利被击毙，前一天刚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 他是一名被德国官方拒绝的难民。一个「忘恩负义」，恼羞成怒的难民。
 ▲ Anis Amri 但他的面孔在此时此刻的浮现，是因为我在可怕的一刹那，竟然感同身受了这位恐怖分子的「frustration」。Amri 到欧洲是为了逃离一场「不公正」的牢狱之灾。在没出庭的情况下，他因偷卡车被突尼斯法院判刑五年。沿着北非难民的传统迁徙路线，他乘船飘过地中海，落脚意大利。同时出发的另一艘偷渡船沉没，无人生还。 在意大利，Amri 因为偷抢做了几年牢，出狱后去了德国，是百万难民中向德国当局提交庇护申请的一位。一年后，他接到避难申请被拒的通知，他将被驱逐出境。这时候离他发动袭击还有半年。 Amri 不能被直接遣返回国。突尼斯起初不承认他是本国人，因为没有任何手头的文件证明。而在 Amri 没有拿到临时护照之前，德国也没有办法把他驱逐出境。德国和突尼斯政府的你去我来又耗了半年。 在此期间，Amri 是没有任何身份和庇护的人。在国家系统里，他不存在，除了监视他的安全部门——安全部门最终认定此人无害，但万没料到之后的发展。他绝望地给残障的父母亲通话，希望他们和突尼斯的警察沟通，让他能有正经的律师帮他处理此事，早日回到突尼斯。 在一场看似绝望的等待中，Amri 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在冬夜里开着卡车，冲向人潮汹涌的集市。 二天后，他的突尼斯临时护照寄到了。
 ▲ 来源：Damien Glez，Worldpolicy.org 三 我不是同情一位恐怖分子，也不认为已成的悲剧能以什么方式避免。但我在贝尔格雷夫广场如无头苍蝇乱转的那一刻，明白地体会到了一位难民的无奈。在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他们需要面对成堆的表格，不存在的文件证明，和一个面无表情的庞大的官僚体系。 他们感觉被欺骗了，这和默克尔「开放」的官方政策不同，这和在火车站欢迎他们的鲜花和笑脸不同，但这一遍遍地走手续和一天天的等待才是他们的日常。 极端化可能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没有任何对抗官僚体系的和平手段。 这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困境：无论政策理念如何合情合理，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日常政治体验。我们不是从几百年的历史或是官方白皮书来感受国家的存在，我们通过每天和公共机构打交道来体验一个国家的政治。 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接触的官僚代理了国家的权威。 韦伯笔下理想的官僚是中立理性的，不能通过一张脸或是一句话来信任别人。相反，要相信程序，纸质文件，证明和章戳。官僚系统打量着每一个在它面前的人，这种审查甚至不是出于官僚的本意。在官僚指定的空间内，人们必须遵循高度理性和文件化的交流，这是公共权威的流露，是无形坚硬的壁垒，是一个不愿跨越五米距离的国家。 韦伯提醒过理性铁笼的危险，密尔和莫顿也担心人际关系的消失和腐儒群体的滋生。深受其苦的卡夫卡不惜用城堡和审判两本小说来讽刺它。
 官僚的危险，不仅是把人变成面无表情的官僚，消磨了和官僚打交道的主体本身的人性。人要么归顺，要么以暴力混乱的方式来反对。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势力的和平主义者，我只能收回谢谢二字，以作是弱者的反对。 回到家，我一脸沮丧地看着安娜（妻子安娜一半德国籍）：「你的国家不欢迎我。」 安娜笑着回答，「怎么就上升到国家高度去了」。 四 即便上升到国家高度，也于事无补，无非是拿一套理论来解释，让自己的遭遇成了别人的事，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由而解脱，在智力上大获全胜。
 我打电话给一位德国朋友 Lisa，抱怨她的国家。没想到的是，Lisa 对自己母国意见更大。 「我男人的访问签证都申请不了。」 Lisa 的男友是土耳其籍。非但如此，他还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当局闹别扭。导师是一位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刚被政府从大学里清洗。他正完成在英国一年的访学，还不知道回去后的形势。 「我被德国领事馆折腾得要命，结果他比我还烦。」 Lisa 说男友受不了被当作是潜在罪犯的「审问」，一天到晚喊着不申算了。 「我让他申请难民得了。德国最喜欢不就是他这样的嘛，自由左翼，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各项栏目都能打勾。」 「结果呢？」 我问。 「结果他更生气了。说宁愿马上回土耳其献身革命。」 「The man has his pride.」 （这人有他自己的骨气）我这么评价道。 宗主国恨不得来的难民都是根正苗红，独立自主的人才，可这样的人会去申请难民吗？一个为了在人群中选出他们建立的官僚体系，反而在第一轮挡住了他们。
 五 人在得知有共同受难的同胞时，才能咬牙再多坚持一会儿，像在地主农庄劳作时集体的合唱。于是我第三次，在五点半起床，到了德国大使馆。 「你是第三次来了。」 她一板一眼地说。 「对。」 「这个方面」，她指指翻过的一叠文件，「你还有其它的详细文件吗？」 「没有。」 我能听到这个字被玻璃弹落，滚荡在国家空间里的回声。 她看看我。我微笑着，一言不发地看回去。 浪游者 | 晓宇 牛津政治学博士在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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