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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是一名来自埃及的阿拉伯女孩，2014年大学毕业时，她正经历着埃及政局的动荡，深感女性地位陷入泥潭。于是，学习中文专业的“黛玉”决定远赴东方读研。在中国时，她思念家乡。但回到家乡后，在中国的两年时间竟成了她如今最大的思念。
 两年前，黛玉来到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深造汉语，成为了千千万万“北漂”中的一员。研究生毕业前夕，黛玉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实习，晚上8点还在加班。她的原名叫Kholoud Abd El Halim，但同事们都记不住这一长串名字，这位92年的姑娘索性叫自己“黛玉”。
 晚上九点多，黛玉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宿舍。曾经，她去中国读研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每当埃及人聊起对于中国的印象，“强大”首当其冲，但随之而来的顾虑却是“不安全”、“生活习惯差异大”等。
 每次出门前，黛玉都会整理好头巾。头巾是穆斯林女性最重要的服饰之一，不展示自己的皮肤和毛发，这一点对于恪守教义的黛玉来说很重要。黛玉坦言，因为头巾，她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受到很高的关注和“回头率”。
 出于对穆斯林员工的尊重，公司主管特意在会议室的天花板标注了圣城麦加的方向。黛玉会在祈祷时用椅子抵住会议室门，以示“请勿进入”。一开始，黛玉的中国同事们还不能理解她一天多次祷告的行为。后来，只要黛玉将椅子置于门口，同事会主动为她留出祈祷时间和空间。
 在每天往返宿舍的地铁上，黛玉也会阅读《古兰经》。她的家庭是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家人经常与远在中国的她分享《古兰经》中的章节。黛玉说，无论在哪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信仰。
 让她欣慰的是，周围的朋友都很尊重她。在学校附近的菜市场，黛玉经常光顾的蔬菜摊摊主阿姨就是她的老朋友之一，说起黛玉回国，阿姨显出一丝不舍之情。虽然她对黛玉包裹的头巾表示出一丝好奇，但却从未询问过。
 黛玉在北京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因为在埃及，女性骑自行车被视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会被街上的男人说三道四或者骚扰。黛玉骑车经过一处胡同，身边是正在乘凉的中年男子。
 在中国生活两年后，2016年10月，黛玉回到了埃及。在上下班高峰期，她还是像在北京一样乘坐地铁往返。这是一节普通车厢，却看不见一位女性的面孔。
 而女性车厢就在普通车厢的隔壁，之间连接却不开放。从北京到开罗，黛玉感受到的差异很多。她先前知道却未说破的有关埃及的社会问题，如今被成倍放大。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地位愈发降低。
 埃及女性在公共场合如果穿着鲜艳，被骚扰的可能性很大。“在北京，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在开罗，无论我穿什么，都有男性来骚扰我。”黛玉说，曾有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子对她说了“恶心”的话。
 2014年，在开罗参与集会的女性挥舞国旗。黛玉说，“就算在集会现场，组织者也会通过隔离带或人墙辟出女性区域，防止有对女性下手的好色之徒。”“我想帮助其他女性找到工作、实现梦想。”谈到未来，黛玉渴望参与到“改变国家”的行列之中。她认为，埃及女性地位也在渐渐转变。
 起初，北京的高物价是黛玉回国的原因之一。但回国后，这个曾在埃及生活二十多年的姑娘竟感觉不适应了。她从没想到埃及的物价上涨这么多，2016年的黄瓜价格是3埃镑/公斤，而2017年初的价格翻了一番。埃及人也很少使用网购和电子支付，即使有，她对于资金安全也很担心。
 就连基本的吃饭，黛玉说她也更爱吃中国菜。传统的阿拉伯菜主要包括烤肉、米饭、大饼和少量蔬菜。从食品的丰富性来说，黛玉很怀念在中国自己买菜、做饭的日子。埃及如今物资匮乏，购物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有时候会去中国人开设的商店购买食品和调料。
 埃及人的生存状态是少上班，多休息，女性白领在职场中占的比例很小。黛玉发现，在埃及做一名外企职业女性太艰难了。她调侃说：“埃及人没有时间观念，一件原本一分钟搞定的事情需要十分钟，甚至更多。”相比之下，她认为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更高。
 离开北京前，黛玉曾在宿舍的书写板上写下临行前想做的事。从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孩子要穿“开裆裤”，吃蛋糕前都要询问一下是否含有酒精。到后来，黛玉能够熟练使用筷子、在光膀子中年人聚集的胡同里骑行……这一切，黛玉回想起来，都显得特别有人情味。
 当地时间早上10点，黛玉上班的路上没什么人。黛玉说，她喜欢中国，喜欢北京。或许是因为家庭观念回到父母身边，又或是其他原因，最终她还是像许多“北漂”一样回到家乡。几年后，黛玉也许已嫁为人妇，为一个平凡家庭操持柴米油盐，但黛玉表示，为埃及女性争取权利是一辈子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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