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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某个深夜，一个妇女做了个胎梦。 没有任何预兆，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 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 这个男孩将会孤单地长大，他父亲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威胁。但这个小孩在历经危险与磨难后，便会取得成功。 这位算命先生的预测挺准确。 出身王侯之家，童年享尽荣华富贵，父亲的离世却将他一夜之间带入没落清贫的境地。 他留学英国，向往社会主义运动，与英国女孩结婚，夫妻二人却被怀疑为特务间谍双双入狱。 我们熟知的《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鲁迅文集》都翻译自他的笔下，他还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 那些你觉得没法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著作，都能在他笔下以信达雅的面孔呈现。去翻翻那个年代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估计有一半以上出自他和他的妻子。 实际上，他并不特别喜爱英语，也没那么钟意《红楼梦》，却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二的《红楼梦》全英译本的译者，还是新版《红楼梦》剧组的顾问。
 他数度在祖国的门口徘徊，一次次想靠近，却又一次次受伤退却。 他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有人曾问杨宪益，这一生你曾后悔的事是什么？ 提问者自作聪明，认定杨宪益会说，后悔拒绝哈佛大学的邀请。 杨老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他举起左手，挥了一下：“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 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答案，却也是让人暖心至极的答案。 戴乃迭，是陪伴杨宪益一生的爱人。
 这是位怎样的老人？触摸到的尽是深情…… 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杨宪益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 他的家族，与前清官僚、北洋军阀都有密切关系。小时候穿的丝质黄马褂是袁世凯所赠，当时只有清王室的王子才能穿。 父亲曾是个浪荡公子，三房妻妾，还吸食鸦片。 祖父看不下去，给父亲谋了个差使。父亲当上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成了精明的金融家。 杨宪益没有上过幼儿园和小学。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母亲担心他被绑架，只能送他在私塾念书。父亲死后，年仅五岁的杨宪益身边围绕着一大堆女人和仆人。 呵护、溺爱、过分关切与照顾，杨宪益在温柔富贵乡里长大，也缺少了正常孩童该有的童年。终其一生，他都没能学会骑车和游泳。 虽然没怎么正经上过学，但杨宪益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大量古典文献和英文原著之中。以至于后来在燕京大学的提前考试中，校方表示，可以直接上二年级了。 1934年，学校里年长的教员C.H.B郎曼要休假回英国，提出带他去伦敦，替他找一位私人教师教授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家人支持，同学作伴，没有太多顾虑，杨宪益登上了去英国的轮船。
 牛津大学 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杨宪益就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当时甚至学校官员都认为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断言杨宪益不过是侥幸过关，推迟了他的入学时间。 生性不羁的纨绔少爷便将欧洲大陆万水千山走遍。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兑着皓月之下的烈性酒，杨宪益这一年过得潇洒又逍遥。 在牛津，杨宪益一口气翻译了《离骚》，译作中满是嘲讽与夸张，却也掩盖不住他的才华与智慧，至今仍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内。
 毛泽东曾经问他：“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他说：“主席，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
 1939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英国女孩戴乃迭向父母宣布，自己毕业后要回到中国工作生活。 戴乃迭爱上的中国男孩，就是杨宪益。 他是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她是学生会的秘书。
 她爱他的渊博学识与幽默风度，也爱他背后的传统文化的缩影。 她甘愿陪他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他则是随她误打误撞进入了翻译界。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杨宪益和戴乃迭这两个名字总是成双成对立在书的封面上。 两人的爱情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母亲是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30年，她甚至立下了接近毒誓般的话：“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 而杨宪益的母亲看着这位即将入门的金发碧眼洋媳妇，直接病倒在床。 杨宪益犹豫着问戴乃迭：“我这次回去，是要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戴乃迭却眼神坚定。 1940年，杨宪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戴乃迭藏着对北京的回忆，带着仅仅50英镑回到中国。
 回国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奔波在西南各个城市，困难时就住茅屋、点油灯、喝井水，两人时常谈论时事，一起翻译书稿，成了最好的搭档。活跃的思想碰撞和独立的精神融合，填补了生活的空白，也消解了战乱流离的苦闷。 利用业余时间，杨宪益翻译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当时梁实秋建议他，不妨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于是，那些我们熟知的中国文学，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西方人的书架上。 杨宪益常说，人只要活着，脑子就得不停地想，总得做点事，要不然活得更难受。
 49岁时，他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曾和钱钟书共事。 译完《奥德修纪》之后，出版社的人说：“你是外文社的人，也应该帮外文社做点事情。”于是他与夫人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将荣宁二府的故事展现在西方人面前。 他很实在：“我不喜欢看《红楼梦》。不过我在里面工作，他们要我翻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吧，人要吃饭嘛。”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长生殿》、《牡丹亭》等等作品。《鲁迅选集》常常作为外国高校教学研究的蓝本。 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杨宪益都有涉猎。他非常注重翻译时的严谨与准确，这是杨宪益治学翻译的态度。 事实上，翻译是件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事。 翻译家们需要跨越语言之间的鸿沟，用常识和历史性的修养去弥合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缝隙。 有人说，杨宪益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可翻译这件事，耗尽毕生的心血，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而当历史的潮流汹涌袭来，杨宪益只怕连嫁衣裳也作不成。
 妻子的外籍身份成了杨宪益“间谍罪”的铁证。整整四年，夫妇二人在京郊的监狱里受尽凌辱。 逐渐地，他开始出现轻微的精神分裂征兆，幻听，以及被迫害妄想。戴乃迭的日子自然也好不到哪去，金发碧眼让她处处遭受敌意的蔑视，昔日同事也都避之不及。孤独与不被信任，反反复复折磨着他们的内心。
 好不容易熬过这四年，1972年，杨宪益和戴乃迭释放出狱。可是悲剧并没有因为出狱而停止到来。 他们唯一的儿子杨烨，经受不住迫害而走向了精神分裂。送到英国治疗时已然病入膏肓。绝望的杨烨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
 杨烨 谁能想到，当年戴乃迭母亲撂下的气话，竟一语成谶，酿成了这一出悲剧。
 杨宪益隐忍着，但终究会忍不住流泪。 走出历史的旋涡，杨戴二人也走向了人生的暮年。
 两人在外文局的宿舍楼住了40年，质朴了一辈子。1994年，戴乃迭身体愈下，为了妻子，两人住进友谊宾馆专家公寓。 从西式精致洋装到中式典雅旗袍，戴乃迭爱了杨宪益一辈子，杨宪益宠了戴乃迭一生。 据说戴乃迭曾抱怨，自己的中文不好就是因为杨宪益经常主动和她讲英文。
 戴乃迭生前和杨宪益的最后一张合影 戴乃迭先走一步后，杨宪益的时间仿佛也随之凝固，他搬出了公寓，搬进来还是搬出去，都是为了戴乃迭。 在杨宪益家中的桌子上，放着二老的唐装婚礼照。上面郁风端庄地书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经历过磨难和炼狱，杨宪益的身上依然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独有的优雅的精神姿态。 只是他把书都送了人，从此再也不翻译。 北京后海的金丝胡同里，他时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根烟，从清晨到日暮。
 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 如今，他曾经的风光与气节，也都付笑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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