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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平凡的人对不平凡的情境勇敢地做出了回应，就产生了英雄。” 不少人都听过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 二战期间，这个起初只是想发一把战争财的德国商人，通过大量招募犹太工人，说服、贿赂纳粹军官，成功使1200名犹太工人免于屠杀厄运。 而以他为原型的小说被拍成电影，无数人曾被《辛德勒的名单》深深打动。影片于1993年公映时，全世界的辛德勒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总数加起来超过了6000人。
 今天要讲的这个人，被称为“日本的辛德勒”，他同样来自二战中的轴心国，面临着个人良心和国家立场的强烈冲突。他甚至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6000名犹太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到今天已经超过了4万人。 但他的名字你可能感到陌生——杉原千亩。 与辛德勒在战争环境中逐渐成长丰满的人性光辉不同，杉原千亩的坚毅果敢、博大胸怀和同理心，在他的早年经历中就已生根发芽。
 1900年，杉原千亩生于日本。以最高分从中学毕业，没有听从父亲当医生的指令，坚持自己的梦想，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文学。不花家里的钱，自己打工养活自己——港口工人、家教等他都干过。 而此后，他的事业发展也像开挂一样。 报纸上一则外务省发的启事让杉原千亩动了心。行动力很强的他赶紧报了名，并在随后一场竞争激烈的资格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外务省，被公派到哈尔滨学习俄语。 之后杉原千亩便留在了中国东北，任日本驻“伪满洲国”的外交官，很快被提拔到二把手的位置，提升正职指日可待。
 杉原千亩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辞职——日本军队在侵略地对中国人民的残忍行径和种族歧视政策让他完全无法忍受，公然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他选择辞职。 1939年，杉原千亩被任命为日本驻立陶宛领事馆的总领事，整个领事馆只有他一个人。同一年，德国入侵波兰，大批犹太难民流离失所，来到邻国立陶宛避难。
 从他们口里，杉原千亩听到了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暴行，那些令人胆颤又悲愤的杀戮现实。感同身受，杉原的内心也随之震颤。 很快，纳粹德国便威胁要攻占立陶宛，上千名犹太人昼夜无休地守在日本领事馆门口，请求甚至哀求领事馆发放日本签证。对他们来说，这一纸签证是生命的通行证。
 立陶宛的日本领事馆外的波兰犹太难民。 杉原千亩向日本外务省打电报，连续三次请求向犹太难民发放过境签证。 无一例外，都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拒绝——在他们看来，这显然违背了时任外相松冈洋右下达的不能让犹太人出境的命令。公然违抗上级明命，轻则搭上事业，更坏的结果，是置全家性命于危险之中，聪明如杉原不会不明白。 但此刻他管不了这么多了！“我需要违抗我的政府，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是在违背上帝。”他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 当杉原走出领事馆，向门外焦急等待的难民宣布，将会发放签证给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时，人群短暂沉默，然后爆发出兴奋的呼声，家人朋友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位于立陶宛考那斯的前日本领事馆。 1940年7月，战争情势复杂，立陶宛境内所有的大使馆和领事馆被下令关闭。留给杉原千亩的时间太有限了。 他恳请延期二十天关闭日本领事馆，这样他就有机会给更多的犹太难民发放签证。 数千份手写签证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杉原千亩和日本妻子杉原幸子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处理签证申请。持续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的几个手指都起了泡，从手腕到肩膀每个关节都疼。”杉原千亩在回忆录里写道。
 杉原千亩和妻子杉原幸子。 但他没有停下。到八月底时，杉原千亩已经是考那斯（立陶宛中南部城市）唯一还未撤离的外国领事。 他们的努力保全了一整所学校——三百多张签证发给了学校的教工和学生。这些幸存者在战争中漂泊辗转，最终在以色列扎根。 这所学校便是著名的米尔耶希瓦（Mir Yeshiva），现在位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
 耶路撒冷的米尔耶希瓦。 而这只是杉原千亩救下的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即使已经登上了被迫离开的火车，杉原千亩仍然在写签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批好的签证从窗口递出去。 火车开动时，他选择把日本领事馆的印章留给了难民，让他们来继续他无法完成的工作。呼啸而过的列车窗外，犹太难民在呼喊：“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会再见！”
 1940年9月4日，杉原千亩一家离开立陶宛的列车。 凭借这一纸签证，犹太难民们逃离纳粹的魔掌，一路从莫斯科、海参崴乘火车东去到日本神户。资料显示，他们大多数在神户停留了几个月，然后又去了上海等地。 调离了立陶宛考那斯，杉原千亩的人生仍在二战洪流的裹挟中起落。他被先后调到了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等地。在罗马尼亚，他和家人被苏联军队抓到战俘集中营，一关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终于，颠簸流离之后，杉原千亩和家人回到了日本。此时已是1946年，随着德、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战争的大潮正在褪去。
 然而一年之后，杉原千亩却在日本外务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的妻子在多年之后回顾，认为原因正是当年他们在立陶宛批下的那数千份未经批准、违抗命令的签证。 失去了工作的杉原千亩打着几份零工维持生计，过着辛劳平凡的生活，从来没有对外界提及当年的“救命签证”。他也无从知晓，当年那数千名死里逃生的犹太人，现在是否还活着，都去了哪里……
 当时的签证。 直到1968年，当年的一名幸存者，Joshua Nishiri，成为了以色列驻日外交官，设法联系到了这位近三十年前的救命恩人。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到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杉原千亩作证，他们没有忘记当年火车边的承诺。 1985年，杉原千亩被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是以色列人对那些冒着性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生命的非犹太人的尊敬和感激，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一年后，杉原千亩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直到1991年，距被迫从外务省辞职44年之后，杉原千亩才恢复其作为外交官的名誉。他的故事也被拍成电影《杉原千亩》为更多人所知。
 杉原千亩一生掌握了英语、俄语、中文、德文、法文等五门外语，他对不同的文化感到好奇，梦想环游世界。他的想法很朴素，认为不同人种、国籍的人们是平等的。但这份朴素的坚持在战争的背景下格外可贵。 如同电影《杉原千亩》导演赛林·葛拉克（Cellin Gluck）所言： “当平凡的人对不平凡的情境勇敢地做出了回应，就产生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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