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真乱：看德云社背后的真江湖(组图)

　　一

　　时间倒回半个月前。

　　即使在相对不那么繁华的北京南城丰台区，周六的晚高峰也拥堵得令人绝望。汽车艰难拐过一处摊位密集的道口，路面才豁然顺畅起来。再往前几百米，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

　　随着人流往里走，用透明胶带固定在白色SUV车顶上的破喇叭正尽责地传来叫卖：“红门相声汇——观众通道——请往这边走——二楼有请！”循环播放的京片子刺挠着行人的耳膜，声音越来越清晰。

　　20米开外，一群结束聚会的老年人从饭店门口鱼贯而出，与印着演出信息的易拉宝擦肩而过。一个卷发老太太停下来念道：“红门京味儿相声，何云伟与您不见不散。”“这要不要钱啊？”她自言自语。同伴瞅了瞅身旁正往里走的小情侣手中捏着的票，笑：“哪有这好事儿，快走！”

　　“我们是来听何云伟怼他师父的。”电梯里，小情侣告诉腾讯娱乐记者。9月5日，曹云金在微博上发7000字长文“手撕”师父郭德纲，何云伟转发并表示支持；五天后，红门相声汇演出，恰逢9月10日教师节，许多人带着看热闹的心情特意赶来，心里惦记的无非就是看何云伟是否会编段子讽刺郭德纲 。

　　“呵呵，他们想多了，他才不会。”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在台上两个演员努力逗笑、台下几百观众齐嗑瓜子的双重背景音中，隔壁座位的中年男子对着腾讯娱乐记者的耳朵喊。在这位资深票友眼中，何云伟的相声就两个字：规矩，“跟那些动不动炒热点、骂人的不一样——那是变了味儿的郭德纲”。他说中了，压轴上台的何云伟如往常一样，老老实实说了两段传统相声，只字未提师父半点不是。
　　

　　▲在9月10日的红门相声汇演出中，何云伟和搭档刘洪沂老老实实说了两段传统相声。

　　红门相声汇负责人大增对此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为红门在发扬传统相声上做出的努力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很“闷”：“传统相声就那么些段子，听久了都知道他们下一句会接什么。”但他也不认同那种“把手机调出光一起摇摆”的场子：“我知道年轻人喜欢这种互动，但这还是相声吗？也就是个逗乐儿。真正爱相声的老百姓，还是喜欢我们这种传统的。”他说，自今年4月成立以来，红门每周六演出一场，场场满座，光瓜子就能卖出五六千块钱。

　　然而，票友口中“变了味儿”的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圈内公认擅长“逗乐儿”的曹云金和他的听云轩，以及其他大大小小、风格不同的演出团体，目前看起来都还发展得不错。相声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有观众，有关注，有钱赚。当然，也有“撕”——可你以为这是郭德纲师徒发明的吗？自相声这门艺术/生计诞生之始，流派之争、利益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归隐失败的令狐冲痛心地掩埋师弟们的尸体时，任我行对他说。一心远离江湖纷争的令狐冲尚且如此，生性好斗的郭德纲怎么可能不身陷其中？这些年来，他撕过同行，撕过徒弟，撕过媒体，也各种被撕。某种程度上，恰是这些轰轰烈烈的撕X事件，助推沉寂已久的相声行当重新回到了主流观众的视野。也恰是斗争过程中的一次次洗牌，让久已丧失活力的相声艺术找回了些许百花齐放的繁荣感。

　　二

　　恰如武侠小说总是以受伤的大侠作为开头，郭德纲也是以失意者的身份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他是为了远离天津的江湖纷争才来的北京。

　　如今人们所熟知的，是郭德纲与原天津红桥文化馆馆长杨志刚的恩怨。1989年，16岁的郭德纲拜杨志刚为师，后来在帮师父处理新房装修事宜时，伪造领导签名，试图将自家的装修费跟师父的一起报销，结果被文化馆发现、报警。
　　

　　▲1989年，郭德纲拜时任天津红桥区文化馆馆长杨志刚为师，学习相声。

　　然而，师徒二人对此事却有不同说法。杨志刚声称郭德纲虚报1万元，自己向文化馆求情把涉案金额降到4000元，让郭免于刑事责罚，随后与他解除了劳务合同。郭德纲却在2006年的博文《我是郭德纲》中称，检察院调查后令自己退回3100元，继续回文化馆工作，杨志刚却要求他每天早上7点到单位做卫生，“用舌头也得舔干净”4个厕所，还得每天变着花样地写检查，一旦重复就“几把撕碎扔在我脸上”，无法忍受的他选择主动离职。

　　博文中除了提及杨志刚公款装修外，还有其和女同事同居的花边“往事”，被对方以诽谤罪告上法庭，最终以郭德纲承认编造事实、但“情节不严重”而被判无罪告终。
　　

　　而在曹云金7000字长文讨伐师父之后，再回看十年前这起“师徒互揭黑历史”事件，难免有命运轮回之感。恰如曹云金认为自己是被师父逼出德云社的，年轻时的郭德纲也认为，自己是被师父逼出文化馆的。而这直接导致了他遭到天津相声界的非议，无法谋生，只好孤身闯荡京城。

　　但在票友阿涂看来，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阿涂，天津人，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工作，是郭德纲和德云社最早的粉丝之一。在20块钱一张门票、每场演出只有二三十个观众的年代里，票友们随时能去后台找自己喜欢的演员合影要电话号码。阿涂还常常参与票友和演员们的饭局，吃饭、喝茶、聊相声艺术——当然，也聊八卦。八卦之一，就是郭德纲如何在天津疯狂“裸活儿”。

　　“裸活儿”是相声界的行话，意指偷师。你拜我为师，我教你，这叫师承，是正统的传承路径；你不经过我允许，偷偷把我的东西学走，这叫偷师，是为传统所不齿的。天津是相声的发源地，名家荟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儿。90年代初市面上刚有随身的录音机，求知若渴的郭德纲就不惜花重金买了一个，每天辗转各大园子，录下大师们的演出，回家反复听、研究。“为什么早年我们觉得郭德纲的段子好？是因为他听了那么多老先生的演出。”阿涂对腾讯娱乐记者说，“他还是有艺术理想的。”

　　不想当大侠的剑客不是真英雄。然而，你投入武当门下学太极剑，却还偷偷练着少林的长拳、逍遥派的北冥神功、丐帮的打狗棒，能不触犯江湖众怒吗？阿涂认为，这才是郭德纲在天津得不到主流相声界支持的主要原因。直到他在北京办相声大会，邀请天津的同行助场，仍有部分老艺人不准自己的徒弟去帮忙。

　　三

　　而彼时的北京却早已没有江湖。

　　郭德纲后来在采访中这么阐述自己刚来北京时的心态：“就是要和当时的相声界同流合污啊，和你们一起穿个小西装，抹个红嘴巴儿，演一场一百块钱，一个月两千块钱。”

　　与天津小剧场（视频）里一水儿的青色马褂不同，“小西装、红嘴巴儿”则是北京相声演员的标配——确切地说，是上电视的标配。来北京之后，阿涂几乎忘了相声是一种可以撑满两小时的演出形式，“它只是一个活在电视里的调味品”，要么在大大小小的歌舞晚会上扮演配角，要么在《曲苑杂坛》中与评书、各类戏曲并列为“中华艺术瑰宝”。相声演员也不再是跟观众面对面逗乐儿的民间艺人，而成了德高望重的“艺术家”。
　　

　　▲ 长袍大褂VS西服领带，是当时天津派相声和北京派相声的明显区别。

　　相声爱好者古尔齐亚给腾讯娱乐记者讲了这段历史：1950年初，北京相声演员侯宝林、孙玉奎等在北京饭店迎接美国讲学归来的老舍，探讨相声改革。在他们看来，以“相声八德”和马三立为代表的传统相声已经不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必须将其中的“脏活儿、臭活儿”拿掉，变成“语言艺术”。随后，众人火速成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推出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从此，“歌颂型相声”成了北京相声圈的主流。1958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简称“曲协”）成立，成了此后北京相声演员的大本营，马季、姜昆、牛群、冯巩等都位列其中，他们大多在部队文工团拥有军衔，除了部队演出，最常登上的舞台是央视。

　　因而，1995年秋天郭德纲到来时，北京相声界早已远离江湖，高居庙堂之上了。大师们不愿再与从未“进步”的天津传统相声“同流合污”，也是除了师承之外，郭德纲不被接纳的重要原因，日后轰轰烈烈的“反三俗”运动也因此而起。

　　想上电视没有门路，民间演出连场子都没有，整整一年，郭德纲都没说上相声。进，进不了；退，退不回，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开辟一个新的江湖。

　　接来下的故事，于主角是不愿回想的艰苦奋斗史，于读者却是百看不厌的鸡血励志文。

　　第一年，他靠白天唱评戏、晚上写剧本在北京活了下来。

　　第二年，他终于发现了一家有相声演出的“京味茶馆”，从“票友”变成正式演员，一说就是三年。后来因为跟茶馆经理的矛盾而离开，又陆续在其他茶馆、剧场串场演出。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召集北京相声界为数不多的“散落民间”的同行，其中就包括张文顺、于谦、李菁等。

　　2002年，他与张文顺、李菁入驻广德楼，加上不定期来帮忙的京津同行，成立了北京相声大会。这被视为北京这么多年来的第一个相声小剧场。原定除周一外每天一场演出，后因观众太少难以支持，变成了周六日每天一场。

　　2003年，北京相声大会迁至天桥乐茶园，更名为“德云社”，固定演出队伍达到了十几人，观众也渐渐多起来。

　　2004年底，郭德纲举办个人相声专场，2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

　　一个新的相声江湖初具规模，而此时距郭德纲进京恰好十年。

　　四

　　事实上，郭德纲并不是立志“重振江湖”的第一人。他来北京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王玥波曾告诉媒体，早在1998年，于宝林等一批天津相声老艺人就在北京组建了一个相声小剧场，但如今已没人记得。身为中国曲协主席的姜昆也曾大力倡导相声的民间推广，他主导拍摄了纪录片《中国相声一百年》，举办了纪念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大型晚会，甚至还自掏腰包创建了中国相声网。可惜，这些努力都没有掀起太大波澜。

　　那么，为什么是郭德纲？所有的采访对象都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才华。

　　无论同行们对郭德纲的为人作何评价，有一点他们承认，在相声艺术上，郭是“不世出的天才”。

　　阿涂表示，虽然身为天津人，但自己是先粉郭德纲，才爱上相声的。“惊为天人。”他形容2004年第一次在北京文艺广播台相声节目《开心茶馆》中听到郭德纲时的感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既能把传统相声说得这么好，又有自己的创新。”至今，他还常常翻回去听郭德纲早期的经典作品《口吐莲花》《我要幸福》，笑得乐不可支。

　　而《开心茶馆》的主持人康大鹏也是最早的“纲丝”之一。资深相声票友东东枪在《谁是郭德纲》里记录了这个故事：2004年10月，大鹏第一次去德云社看郭德纲的演出，便立刻决定为他做节目。第二次去，他带上了录音设备，录完剪辑后在节目中播出。当天看演出的观众不足30人，一周后再去，大概有60人了。半个月后，大鹏将郭德纲、张文顺及几位演员请到节目直播间做了一次访问，接下来这个周末的演出，台下坐了200多位观众。这是郭德纲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火爆”。
　　

　　▲如今的德云社演出场场火爆，台下早已座无虚席。

　　古尔齐亚认为，郭德纲之所以这么受追捧，恰是因为他带回了被北京相声圈所摒弃的、传统相声的“糟粕”：你可以批评它低俗，我也可以说它是接地气。当德云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演出时将周围小餐厅的备用塑料凳全部借过来，还有观众得站着听时，主流相声圈终于沉不住气了。

　　2006年2月，“反三俗”运动爆发。

　　雅俗之争，相声界自古有之，从未有过定论。而这是头一次，代表“高雅艺术”的大师们发动行政资源、媒体资源，对代表“草根文化”的民间艺人展开倾轧式的围剿——这在当时的观众看来，是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恃强凌弱，不符合江湖道义。结果，民众更坚定地站在了郭德纲这一边，无论是出于真心的支持，还是同情。
　　

　　郭本人倒很镇定。明知“反三俗”协议反的就是自己，他还装糊涂跑去开会签字，甚至适时地展现了一把幽默感：风暴中，他创作了著名的《我要反三俗》，看似自嘲，实则嘲弄了对手。这与讽刺“歌颂型相声”的《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揶揄春晚的《我要上春晚》一道，被视为“江湖与庙堂之争”的标志性事件。由此，郭德纲愈发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草根代言人。

　　五

　　然而，阿涂却觉得，郭德纲正是那个时候开始变的。

　　在他的记忆中，江湖有过岁月静好的时候，那是2004、2005年。对外界来说，郭德纲这个名字还不熟，但在相声圈内，德云社所有主要演员都已经“火”了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粉丝：郭德纲的叫“纲丝”，高峰的叫“最高峰”，曹云金的叫“金丝”，岳云鹏的叫“月饼”——是的，小岳岳那时候已经“火”了。李菁快板打得好，被粉丝戏称为“丐帮少帮主”，何云伟则昵称“何大拿”。

　　阿涂猜想，这种叫法是受了同时期“超女”的影响，但他更愿意称自己“票友”：“我们是为艺术去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醉心于相声艺术。”

　　除了私下一起吃饭、喝茶、聊天，那时的德云社还定期举办票友专场，专业、非专业演员一起切磋技艺。阿涂就穿着马褂登过好几次台，德云社的演员给他量活儿（当捧哏）。下了台还意犹未尽，要去网吧看会儿德云社的官方论坛，讨论今天的表演哪儿好哪儿不好。

　　变化就是从论坛开始的。在《开心茶馆》一炮而红之后，郭德纲开始频繁接受电视采访，小剧场观众越来越多，论坛也涌入了大批“脑残粉”。阿涂这样区分票友和脑残粉：“票友是因为艺术才喜欢你，如果艺术不好了，会给你提批评；脑残粉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叫好。”

　　这样的粉丝言论越来越多，引起了票友们的不满，他们发起声讨，要求论坛改版——版是改了，但却是将原来的票友版主一一“清刷”，换成了一水儿的“脑残粉”。现实中的亲密关系也消失了：“以前勾肩搭背做兄弟，‘没有君子不养艺人，你是我的衣食父母’；现在，你专业还是我专业？我要听你的我就饿死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完全变了，”回想往事，阿涂语气黯淡，“一个人成名以后的迅速膨胀，导致他浑身充满了戾气。再也没有跟你坐下来平等的关系了，你跟他，永远不平等。”在那之后，他渐渐淡出了票友圈，再看新闻，就都是郭德纲又去“撕”谁了。
　　

　　曾经在作品中令人会心一笑的讽刺艺术，成了郭德纲决战江湖的武器。2007年，“藏秘排油”被3·15晚会曝光，代言人郭德纲拒不道歉，反而立刻写出相声《谁动了我的减肥茶》，暗示央视因自己拒上春晚一事怀恨在心、公报私仇；2010年侵占绿地，徒弟李鹤彪打了前来报道的记者，他不但不责罚徒弟，还写段子称“记者不如妓女”；徐德亮离开德云社后接受采访说自己买不起电视，郭德纲就把弟子们召集起来演了个大群口，在台上大声问：“你们买得起电视吗？”弟子们齐喊：“买得起！”

　　喜欢他的人说这是“嫉恶如仇”，不喜欢的说他“睚眦必报”。在圈内，他有地位，却无人缘，最多同时身陷7场官司。但，有什么关系呢？粉丝还是无条件追捧，节目还是纷纷找上门来。“撕”了北京台，江苏卫视、东方卫视、天津卫视立刻争着“接棒”。

　　江湖就是这样，小喽啰们需要背靠大树、抱团取暖，真正的高手才不用维护关系。当初郭德纲敢只身闯北京，全靠这份自信。他对东东枪说过：“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他还仔细分析过八九十年代走红的那些笑星、腕儿：“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

　　六

　　“大火”之后，郭德纲就越来越少在小剧场演出了。相声圈太小，他的江湖版图已经扩展到了娱乐圈。2006年德云社十周年庆（郭一直将自己在北京开始说相声的1996年视为德云社元年），嘉宾都是相声艺术家：石富宽，王文玉，金文生，谢天顺，师胜杰……到2016年二十周年庆，媒体打出的标题是“郭德纲搬来了半个娱乐圈”，包括冯小刚、张国立、宋丹丹、孟非、高晓松、汪峰、李咏…
　　

　　▲德云社二十周年庆典，孟非、冯小刚、张国立等圈内大腕纷纷上台道贺。

　　过去也有很多相声演员在娱乐圈“兼职”，牛群、冯巩、早年的于谦，都是影视剧中的熟脸。但像郭德纲这样，综艺节目、真人秀、影视剧、代言全方位覆盖，天天上娱乐新闻、一言一行都能掀起吃瓜群众八卦热情的“大明星”，还是头一个。

　　大增认为，郭德纲对相声界最大的贡献有二：第一，他让相声这个行当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第二，为相声演员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原来路可以这么宽。

　　两个月来，何云伟每周六的日程是这样的：上午8点半从苏州坐高铁，下午2点到达北京，回家见下媳妇、拿点儿东西，晚上7点准时到红门，演出完直奔北京南站，再坐高铁回苏州《小幸福》片场，与姜武、牛莉搭戏。周中还要返回天津拍《我家娶了个花木兰》。年初，他参加了公路生存挑战真人秀《丝绸之路万里行》，与张一山、李菁主演的3D电影《夺路而逃》则将在下个月上映。

　　李菁是德云社“出走”成员中最早涉足影视圈的，如今履历上已经有了12部电影，还凭《京城81号》中的“鬼新郎”角色成功圈了一票“重口味粉”。此外，他与北京台依然合作紧密，如今正在其《跨界喜剧王》中当选手的“经纪人”，与郭德纲主持、岳云鹏参赛的东方卫视《喜剧总动员》同期打擂。
　　

　　曹云金也在横店拍电视剧，与老戏骨刘佩琦搭戏，演男二号。有记者去剧组采访，看到宾馆保洁人员向他要签名，说：“我可喜欢你了，《还珠格格》演得可好哩。”

　　——与郭德纲比，他们显然还算不上大明星。但大增觉得已经很好了：“老实说，相声挣不了多少钱，何云伟在我那儿哪怕每天演出，也就赚个普通白领的工资。但拍一个戏，两三个月，上百万就来了。”

　　然而，无论拍戏多么挣钱，他们始终对外宣称：我永远是个相声演员。人在江湖，不能忘本。

　　老郭也依然在说相声。去哪儿看？商演。北京展览馆1000人的剧场，每月一场，进院就能听到黄牛的吆喝：“1280的票便宜了，只要780！”从2006年起，德云社每年举办圣诞夜天价相声晚会，尽管8万元一桌创造了中国相声的票价纪录，疯狂的粉丝仍在20秒内抢光了前三排的票。
　　

　　能值回票价吗？老纲丝们摇头。郭德纲已经多年没拿出一个像样的作品了——整天忙赚钱，哪有心思搞创作？“几十分钟的段子，前面是一套寒暄和闲扯，后面是于谦的家族轶事，以及满嘴的屁滚尿流。”他们送他一个新的绰号：“坑亲王”，坑爹的坑。

　　大鹏急着为郭德纲正名：他曾亲眼看到郭刚成名时拒绝一些公司的年会演出，“20分钟5万块，他不去，不想被消费。”然而，后来开着服装厂、餐厅，坐拥澳洲红酒庄和薰衣草花园，让所有徒弟和各路明星在微博上转发自己代理的面膜，住联体别墅，穿纪梵希、LV的郭德纲本人却笑嘻嘻、半真半假地回应钢丝的诘问：人家给的钱多呀。

　　如今演出开场，郭德纲仍然会致谢观众：“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但谁都知道，他早已不是“草根”中的一员。2013年参加春晚时，这种论调达到了顶峰。有记者提到他当年在成名作《我要上春晚》中用“400个相声演员齐上春晚，台词只剩下拜年”的段子讽刺春晚积弊，并称自己的相声不适合春晚舞台，追问如今为何食言，他也是笑嘻嘻、半真半假地回应：“谁替我起的誓？我什么时候说过不上春晚？”

　　而早在2004年，他便拜了相声大师侯耀文为师，并一度加入师父任副团长的铁路文工团。当时媒体打出的标题是：郭德纲被“收编”。

　　江湖和庙堂，早已难分界限。2010年，郭德纲接受早前一起主持《星夜故事秀》的春妮的访谈，对方说：“我喜欢以前的老郭，现在你腕上的手表把我晃晕了。”

　　七

　　春妮不能接受郭德纲的改变，但在相声人眼中，他的举动或许不难理解。

　　相声圈有句行话：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这本来是说一个暗号，两人见面互相作揖道两声“辛苦”，便知对方是同行。但光看字面意思，却也道尽了行业的艰辛。

　　郭德纲念念不忘自己早年的艰苦岁月，白天在小园子里唱评戏、晚上窝在七八平米的出租屋写剧本、错过末班车深夜徒步20公里回家的故事讲了一次又一次。而这样的悲惨故事，每个相声演员都能写本书。“如果有下辈子我不干这行，付出太多了，真是苦的不能再苦了。”郭德纲曾说。若不牢牢抓住得道升天的机会，怎么对得起从前的辛苦？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如今德云社的矛盾都围绕着一个“钱”字。

　　早年没红的时候，德云社遵从行业传统，给每位演员按照“角儿”的大小确定单场劳务价格，然后凭演出场次计算收入：多演多得，少演少得。曹云金在长微博中透露，2005到2006年，自己每月演满32场，到手工资4000多，与当年一名北京白领的月薪相当，算是不错的收入。然而，到了2010年，北京房价翻了一番，他的工资还是那么多。挑梁带队出去商演，总收入达十几万，自己只分到500元。而从2007年开始，郭德纲就以超过1000万元的年收入晋身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年年不落。

　　很难揣测郭德纲是否意识到了其中的落差，但他一定意识到，江湖规矩变了，单靠师徒情谊无法再绑定人。

　　2007年，德云社第一次尝试企业制改革，开始给员工买三险，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都是十年以上，规定演员在外接私活儿必须经过公司同意并上缴一定比例的费用，但底薪一项是空白。这份合同导致了徐德亮的出走。
　　

　　徐德亮曾对媒体回忆道：大部分演员是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孩子，没怎么考虑就签了；何云伟签终身合同前想先看一眼，“老郭的手下就说‘你签不签’，何云伟一下子就签了”。只有北大毕业的徐德亮坚决不签，郭德纲一生气，停了他半个月的演出。2008年，徐德亮和搭档王文林通过博客宣布退出德云社。由于合同存在漏洞，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郭德纲拿他们没办法。

　　2010年初，德云社第二份合同出炉。除了新成立“演出部”，对接外活儿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外，郭德纲还特意添加了一个条款：违约赔偿100万，5年不得从事相关工作。这次，何云伟、李菁、曹云金都没有签。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郭德纲因打记者事件与北京台闹掰之后，在北京台有主持工作的何云伟、李菁选择出走；随后，曹云金也离开；而当初第一个签合同的岳云鹏受到郭德纲力捧，成了新的“德云一哥”。

　　八

　　撇开其中的恩恩怨怨，似乎出走的几位主角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买不起电视”的徐德亮很快在北京买了房，何云伟、李菁、曹云金都在娱乐圈稳步发展。郭德纲似乎也痛定思痛，在探索一条更坚固的师徒关系/企业发展之道：岳云鹏反复对外宣称，师父不限制自己接私活儿，而且只收自己20%的费用。就连德云社的其他演员也纷纷受益：徐德亮走后，每人每场的演出费加了50元；何、李、曹走后，又加了100。

　　但受益最大的，恐怕是整个相声行当。这几次“出走”，打破了德云社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徐德亮成立了海淀相声俱乐部，何云伟、李菁创办了星夜相声会馆，后因经营出现分歧，何云伟离开，与大增一起创立了红门相声汇，曹云金则组建了听云轩。创始人不同的个人风格，赋予了这些团体以不同的气质，各自吸纳了不同的粉丝，北京相声圈真正成了一个各门派汇聚的生机勃勃的江湖。

　　与此同时，新“掌门人”们正在为相声谋求新的发展道路。
　　

　　曹云金的管理政策，与师父郭德纲的完全相反。内部演出，他给签约演员们“应得的价格”，此外，他还曾在采访中说，自己鼓励演员们出去赚钱：只要外面演出给的价格高就可以去。“公司不限制，不抽成；如果是我给你谈来的，我抽成，（比例）咱们可以洽谈。”

　　“合约精神”，在媒体采访中，曹云金反复提到这个词——在相声界，这是一个新词，与基于情谊的合作方式几乎处于对立关系。他用这四个字约束自己，无论作为老板的角色，还是受雇者的角色。在与郭德纲撕扯的“零片酬”一事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让其准备了一整套完整的应对方案：但凡遇到剧组欠薪，先看对方信用。不好，直接停演，结束合作；好，“没问题，我相信你，但我公司的法务会给你发催款函和解除合约函……因为这是工作。”

　　大增则告诉腾讯娱乐记者，红门与演员们干脆签的是松散的演出合同，“我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只要保证在我这儿演出的时间能来就行。你放心拿你的演出费，场租、设备、宣传我全包，票房好，我赚，票房不好，损失我担。”他的心思更多放在营销上，跟北京台四个节目达成合作关系，红门为节目提供内容，节目为红门做宣传；此外，还在多个票务平台上加强宣传，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下个月起，红门相声汇将每月在东四十条的青蓝剧场加演一场。青蓝剧场1000个座位，是商演的规模，但仍然走小剧场模式、收小剧场的票价。能坐满吗？大增神色轻松地回答：“慢慢来吧，先把品牌打起来。”

　　九

　　似乎只有郭德纲还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这位北京相声江湖的扛把子，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动荡、“背叛”之后，急需巩固自己的武林盟主地位。

　　2010年8月6日，何李发微博宣布退出德云社。次日，德云社官网宣布“暂停演出，内部整改”。郭德纲召集众徒弟，开大会，“测人心”：“有人痛哭流涕，转天，走了，忠臣孝子露出来了；也有义薄云天、装疯卖傻的，那一刻我把这些人全都看透了。首先我得收拾人心，能留的就留了，不能留的走吧，有的人两头看，是走还是不走？劝他走，留下也是祸害。”

　　9月12日，“整改”结束，恢复演出。兴高采烈的“纲丝”们自发地将这一天定为“纲丝节”。郭德纲随即给予认同，此后每年的9月12日，德云社都会举行专场演出，庆祝这个以创始人粉丝昵称命名的节日。

　　德云社二十周年专场演出，舞台上方挂着巨大的横幅，他的名字被写在最前面：“郭德纲暨德云社相声专场演出”。

　　颁布家谱宣布除名“叛徒”，在媒体面前反复强调岳云鹏的“忠”、“我想捧红谁就能捧红谁”，这些看似强势的举动，均被媒体和大众嗅出了昔日武林霸主对自己日渐被消解的权威的担忧。

　　当年出走的“叛徒”赵云侠回归师门，还写了一篇长微博痛斥当年“蛊惑”自己离开的同伴戴九安，感谢师父大度原谅、重新接纳之恩，多少巩固了一些郭德纲的威严。但次日，戴九安爆出与赵云侠的电话录音，证明“蛊惑”之说纯属编造，此长微博是郭德纲花2万元让赵云侠按照自己的指示写的。至今，郭德纲未做任何回应。

　　所幸，这件事传播不广，并未让郭德纲跌落神坛。但一个多月后的另一篇长微博做到了。
　　

　　在发布家谱宣布“清理门户”的时候，郭德纲一定没想到，这一次，曹云金选择了还击。时隔20天的隔空对喊，让事实愈加扑朔迷离，唯一能确定的是，师徒情谊已难再续。相声界有“老和”之说，私底下有再大的仇恨，面子上不撕破，而这件事彻底踢翻了祖宗的规矩，让相声界集体震惊、噤声。

　　但这就像一盒陈年罐头裂开了一个小缝，人们不禁开始猜测，看似平静的相声江湖之下，还有多少谎言和暗斗？其中一个说法是，郭德纲和岳云鹏之间并不似他们向外界展示的这样师徒情深。尽管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但多位采访对象都给腾讯娱乐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郭德纲曾有一辆红色轿车，后来不想开了，“送”给了岳云鹏，但车款要从他的演出费里面扣。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曹云金长微博事件会对郭德纲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声界未来会是怎样的格局？对这些问题，阿涂统统表示难以回答。采访结束的当晚，他给记者发来一张朋友圈截图。曾经一起说相声的票友“胖泡”发了一张早年与郭德纲的合影，写道：今天回忆往事发现没有那么真实了，当年那些热烈炽热的情绪如今竟然就快回忆不起来了，曾经真的以为他会是相声之光，我们看到了开头，却永远猜不到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