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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低速增长态势难以改观。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收到一个巨大警告：犹豫时刻。 根据最新数据，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人均GDP增长率极为缓慢，仅为0.4%。 太和智库31日在北京发布研究报告称，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判断来源于两个重要指标：就业与通胀。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0.25个百分点，理由是美国失业数据的改善以及对未来支出增加的预判，但所谓的美国就业市场复苏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报告分析说，虽然美国当前失业率下降到4.9%，低于次贷危机时的水平，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并没有伴随就业率的上升，也就是说，失业率下降并非源于就业好转，而是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降。 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2日表示，尽管今年第一、二季度的GDP增速令外界失望，但仍预期美国2016年全年GDP增速将达到2%。他建议，美联储应该以渐进审慎的方式加息。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犹豫产生的一个因素。美联储上周再次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但同时表示美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风险有所降低。这显示美联储对进一步加息持开放态度。 美联储于去年12月启动近10年来首次加息，开始缓慢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在今年已召开的5次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都选择按兵不动。 欧洲方面也难言乐观，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仅为今年一季度增幅的一半，跌回到去年一季度以来的谷底。 欧元区多数成员国债务负担过重预示着成员国难以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受经济增速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欧元区成员国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还要增加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致使政府债务比例持续上升，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政府债务比例已经超过120%。 欧元区成员国债务比例预计到2016年只能下降到94%，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60%安全线。债务比例过高，意味着这些国家为减少政府债务总额必须采取增收节支措施，这不仅使部分成员国无法通过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还会制约重债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系列政治黑天鹅让该区域成为风险策源地。报告指出，短期看，英国脱离欧盟的直接影响是相互间的优惠关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等特权失效；长期看，脱欧谈判将影响英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跨境投资和经济合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和“政治诉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英国脱欧鼓动了全球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注意”，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更大打击与不确定性。 日本经济接下来的表现也比较悲观。虽然日本政府在安倍的“三支箭”后又推出了新的刺激计划，日本央行更是执行负利率，但是无论日本政府即将推出多么大的财政刺激，不论日本央行将利率定在多么低的水平，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2016年下半年几乎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上周表示，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持续低迷，而且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如近期英国脱欧公投；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调整的阵痛还在持续，实体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困难。 他说：“宏观调控的两难和多难的问题有所增加……整个形势还是比较复杂，困难还是很多的，而且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年初，标普和穆迪相继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加剧了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近两年中国确实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今年将是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时刻。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近年对中国经济一直感到悲观。2015年初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就表示，“我不是唱衰中国，十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来讲中国成功；不过如果你们五年就请我回来，我可能就不会讲中国成功了，因为短期内以局外人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很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麻烦。” 克鲁格曼解释称，近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规模巨大的建筑业繁荣，推动这种繁荣的动力来源于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同时经济增长显示出种种泡沫经济的典型迹象。信贷在快速增长——而增长的很大部分并不是通过传统的银行融资渠道，而是通过既不受政府监管缺失又没有政府担保的非管制的“影子银行”。现在泡沫正在破灭，担心金融及经济危机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这里描述的是不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或者2007年的美国？也可以这么说。可现在我说的是中国，在当前真的经不起任何危险点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危险热点出现。” 克鲁格曼过去曾表示，“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让我担心，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就是中国。” 他近期再度表示，中国经济危机可能成为下一个“黑天鹅”事件。他表示，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高速增长可能意味着上行周期更快地完结。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欠缺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疲弱，人民币现在价值被高估，未来可能面临贬值压力。 央行调统司司长近日有关货币和信贷的持续扩张并没有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中国企业陷“流动性陷阱”的表态引发市场极大关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7%，略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6.6%，与一季度增速持平；环比则增长1.8%。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亦为6.7%。 央行公布的数据则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高于路透调查中值11.5%；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38万亿元，亦高于预估的1.04万亿元。 《金融时报》称，近几个月来，衡量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指标表明，新增货币并未被投入使用。中国M1货币供应量正快速增长，M1货币供应量是由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等流动性资产组成。但更广义指标M2货币供应量并未跟上这一增速。这导致中国式流动性陷阱出现。 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理论，当货币政策无法再刺激经济增长时，这一问题就会出现。 根据瑞银测算，2015年中国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铝、造船）的总负债达到10万亿元，其中仅煤炭和钢铁行业总计未偿付债务达到7万亿元，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僵尸国企”。 与此同时，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是吸收大规模信贷资源的又一重要渠道。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6万亿元，而机构测算的地方债务总规模上限大约为24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实施的地方债务置换计划以来，基本控制住了地方债务的风险，但是该计划是“借新还旧”的过程，并不创造任何新增就业岗位和生产能力。当然，房地产市场的贷款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实体经济的景气状况，但却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泡沫，扭曲了经济结构。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房地产市场累计吸收24万亿元贷款余额，其中个人购房贷款规模为15.18万亿元，包括商品房、保障房在内的房企开发贷款余额为8.82万亿元。以上三者合计贷款余额为50万亿元左右，占整个银行贷款（100万亿元）的半壁江山。 对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来说，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1170多万家小微企业累计获得银行贷款仅为2429.6亿元，平均贷款额度仅为 2万余元，这对企业经营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以至于大量小微企业不得不依靠P2P等新兴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融资，然而，大多数主流P2P平台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年利率都在15%-20%，融资成本过高。 专栏作家梁红认为，中国面临的更多是一种“不确定性陷阱”而非“流动性陷阱”。 过去两年来，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主要源于：结构性改革与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使得投资前景不明朗；逆周期调控和政策协调，使市场对政策立场可能的转变充满担忧；人民币汇率不稳，导致部分企业设法配置外汇资产，难以专注于境内投资。 政策不确定性会阻碍经济活动。一项衡量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新指标在过去一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政策环境缺乏可预见性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在投资或偿还债务上止步，这反过来使政策平衡更加艰难，从而进一步加剧政策不确定性。M1增速持续上行，可能是政策不确定性高企和经济活动低迷形成自我强化循环的表征之一。 梁红指出，若政策环境无明显变化，M1同比增速在10月前可能难以回落至20%以下。 可见，目前全球都进入了一个犹豫时刻，在此时刻人们不轻易做出决策，而这种不确定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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