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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拐卖妇女、强迫她们卖淫成为世界热点，悲惨的被迫卖淫故事受到各国政府的强烈关注。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公布2011年“贩卖人口问题报告”（TIP），分析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人口贩卖状况及各国政府采取的打击行动。报告指出，中国是人口贩卖的目的国和出口国。它引用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的报告称，在国际犯罪组织和当地帮派的操纵下，“中国妇女被迫出境卖淫的数量正在增加”。 然而，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华裔教授陈国霖获得联邦司法部研究补助，花了两年时间采访美国以及亚洲国家十个城市的149名华人“性工作者”，从中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发现，“挣快钱”是这些妇女出境卖淫的主要目的。 他指出，这个调查研究报告的最大发现，是在美国境内大多数的华人妇女卖淫并非出自强迫，而是自愿。“这个结论与美国国务院和联邦司法部一向认为的不同，让他们很吃惊，也很抓狂。” 每年3万亚女卖入美国 陈国霖说，有机构统计，每年有5万名女孩被贩卖进入美国，其中有3万名亚洲女孩。他从事20年跨国犯罪研究，发现贩卖人口很值得研究课题，于是设计该项调查，专门研究中国妇女出境卖淫的情况。 这项调查于2006年获得联邦司法部所属的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的28万5000元研究资助，他分别选美国东西岸华人集居的纽约，洛杉矶重点访问调查。在大纽约地区，他选择的是纽约市的华埠、法拉盛、艾姆赫斯特、曼哈坦中城和新泽西州的一些城市。洛杉矶选择当地的华人社区，如圣盖博等。 他说，洛杉矶的“性工作者”要比纽约的同行警觉。她们首先问他人在那里，有没有汽车，然后告诉他开车怎么走。“她叫我开几个街口左拐，然后再开几个街口右拐，并不告诉我去的地址”。车开到那个街口后，对方就问他是否见到某街。“我告诉她们以后，她们再告诉我开到某街某号”。这样，每次找人都要打两三次电话，“对方是测试一下客人是真的嫖客”。 实际上，他常常要找的人就在对面的楼上。“我把车开到指定的地点后，她们从对面的楼上就会看到”。如果她们不想接这个客，就不再理他；如果她们想接，就会下来把客人带到楼上。他说，当地有大的公寓群，有几百个房间出租。“她们在里边租房住，出来拉客”。 这些妇女都比较小心。为了不让她们惊恐，他在采访时不用笔记本和录音机。“我设计50多道题，默记下来，然后一个个问，把答案记在心里，回到旅馆里赶快在表格上写出来”。 陈国霖说，他是以客人身分联系“性工作者”，因此“性工作者”也把他当作客人对待。他的策略是，找到这些采访对象后，就告诉她们自己是教授，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只采访不“办事”，会按照标准价格付费。有人会答应接受采访，也有人拒绝他的要求，把他推出门外。 一般的情况是，他进到房间后，对方问他“要不要洗澡？”他回答“不要”后，对方马上就脱隐。这时，他就说：“请等一下”，就把意图告诉她，如同意接受采访，他就和对方交谈，按时间付费。也有人怀疑他的警察或是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反复进行测试。 无技术、知识挣钱不易 陈国霖发现，“挣快钱”是华人妇女出境卖淫的主因。他指出，有些华人妇女没有技术和知识，在其它行业不容易挣钱，而从事这个行业却能赚很多钱。因此，很多想“挣快钱”的女子，因此下海。 他说，纽约和洛杉矶的“性工作者”收费差不多。华埠的妇女年龄较大，每次要价约80元，其它的地方一般是每次花费100元。如果做华人生意，每次收费在80元至150元之间。不过，曼哈坦中城的华人“性工作者”专门做老外生意，价格从300元起跳。“做老外生意的‘性工作者’大都年轻漂亮，而做华人生意的年龄大一些”。 在纽约，她们平均每个月能挣到6000元，洛杉矶的收入比纽约高，为7800元。陈国霖指出，这些平均收入还没有把客人给的小费包括在内。“有的有钱人会给她们很多小费”。 陈国霖说，美国的华人“性工作者”来美目的与其它国家“性工作者”的出境目的不同。在美国，绝大多数“性工作者”在来美国以前并未想到自己将来会做色情行业。而出境到台湾和香港的很多中国年轻女孩目的则很明确，就是出卖色相“淘金”。 他说，美国华人“性工作者”的年龄偏大。在纽约，她们的年龄一般在30多岁至50多岁之间，平均年龄是35、36岁。“还有一名55岁的妇女已经做了祖母”。而洛杉矶的“性工作者”年龄要年轻一些，最年轻的是20多岁。 持正式身分来美脱队 在美国，华人“性工作者”基本上都有身分，如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学生签证、商务考察和旅游签证。他说，有人在中国协助他们获得商务签证等，然后来美脱队。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帮助“性工作者”偷渡来美的走私集团与色情集团无关。“这些妇女来美国大多数是花了钱的，不是自己办理的”。他说，到美国的偷渡客并不是从蛇头处借钱，而是从亲友处借钱，把偷渡费还给蛇头。“偷渡客只是欠亲友的钱”。 陈国霖指出，从接受调查的妇女中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来自许多地方，“可能存在一个网络”。他说，纽约和洛杉矶的“性工作者”来自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天津、四川、湖南、重庆和广东等各地。 他说，美国“性工作者”一半人结过婚。在这些已婚者中，大约一半人已经离婚。她们都是在结婚后“下海”。她们生活方式一般是中午12时起床，下午3、4时上班，一直做到凌晨。他说，许多人都讲不想做了，希望早点“上岸”，打算存点钱将来开个商店或餐馆。“但是，部分回去以后又回来了，因为她们已经习惯这个生活方式”。 在纽约和洛杉矶，华人“性工作者”个体户的比例较高，大多数人都是自己招揽生意。她们自己租间房子，登广告。她们很多不会讲英语，但是“要会讲出附近街道的英语名字”。 陈国霖发现，在美国，有合法身分的“性工作者”比例很高。他说，一些没有身分的“性工作者”也说自己正在办理居留手续。“很少人不关心自己的身分，说要找人结婚拿绿卡，而且她们认为做色情行业可以提高办身分的机会”。 有“性工作者”透露，有的老外客人很同情她们，愿意和她们假结婚，帮助她们申请绿卡。他说，华人办理假结婚的行情是，一个人需要三、五万元。但是，有的老外客人愿意只收一点钱。有人通过与客人假结婚的方式拿到绿卡。 他说，还有一些美国人同情华人“性工作者”，愿意出钱出力为她们赎身。一位专做老外客人的“性工作者”表示，一名老外看到许多亚洲妇女被拐卖的新闻后，认为她也是被拐卖者，就问她“欠蛇头多少钱”，她回答说“4000元”。这名老外答应帮她偿还这些“欠款”。于是，她把这个老外带到曼哈坦华埠，把钱交给“蛇头”。“实际上，这个蛇头是她的朋友，还钱只是做做样子”。 来了就“上”常受伤害 陈国霖发现，中国大陆的“性工作者”有一套服务程序，但是在美国，大家都是直截了当，客人来了就“上”，根本没有前奏。“而且，有的客人随意欺负“性工作者””。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些“性工作者”的床铺、厕所、座椅等都“脏兮兮”。“这个工作不好做，不是人做的”。“性工作者”们一天之内跟好几个男人上床，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心理上也受到创伤。一些“性工作者”透露，有的客人中途会偷偷去掉避孕套，这会让她们很紧张。有的嫖客是吸毒者或酗酒者，“老不完事”。按照行规，一次出工是半个小时，“这让她们受不了”。 他表示，纽约一个“性工作者”平均一天能接三、四个客人。但是，有的洛杉矶年轻漂亮的“性工作者”生意比较好，一天能够接到20名客人。有名“性工作者”告诉他，“做了一天后，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估计，世界上从事色情行业的人数有几千万，每年利润大约是300亿美元，与走私毒品和武器的生意不差上下。 结论正相反法部头疼 陈国霖在这项华人卖淫研究中，为了做比较，除了美国两个城市外，另选了亚洲八个城市，即深圳、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曼谷（泰国）、吉隆坡（马来西亚）和雅加达（印尼）。他在每个城市选择15个至18个性工作者，总共149位。同时，他采访70多位行业内人士，如按摩院老板、老鸨、经理、经纪、马夫、店家等。他还采访70多法官、警察、移民局官员等执法部门人员。另外，他也采访40多名非营利组织等相关人士。前后共采访300多人 他说，尽管采访的人数很多，但重点仍在性工作者及色情行业人士身上。他指出，过去的研究很少人去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而只是访问有关的官员、非营利组织，而不访问当事人。，而他都是去工作场所，采取一对一的面访方式。“我认为，这种面访所取得的资料可信度很高”。 在设计调查方案时，他原来的构想是他只负责研究的设计、资料的统计和分析，而资料的采集由当地人进行。但访问调查迟迟不能展开。最后，他决定自己亲自做。 陈国霖说，他在司法部的资助下完成这个调查报告。报告完成后，自然要把报告递交给司法部。但报告结果“使司法部头疼、惊讶和气愤，因为报告的结论与他们认为的相反”。他说，他对这种冲突“没有办法”。 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做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迎合政府的观点。他已经将调查结果写成一本英语专着，纽约大学出版社已经接受，预定明年出版。 陈国霖小档案 ●现任新泽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美国华人社区犯罪相关研究，是着名的华人帮派、华人偷渡研究专家。台湾大学商学院毕业，休士顿大学商学士、社会学硕士，宾州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纽约市刑事司法高级罪案分析员多年。1999年获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从事华人偷渡美国研究；2006年得到司法部资助，进行华人妇女卖淫研究；其它重点研究主题还包括华人社区帮派、金三角毒品贸易及亚洲跨国组织犯罪等。出版过多本相关中英文专书。 /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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