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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红歌又要“红”了，2011年6月2日开始，中央电视台9号演播厅连续十几天录制《红歌90年》。这是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同类电视节目，中宣部主抓，两个月前建组。 这几十年来红歌在中国的处境反反复复。总是在一盘散沙凝结起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集体性很强的歌。现在，红歌的需求就又出现了。 “今天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能有了红歌，别的歌就低人一等。宏观地说，崔健的歌也是红歌，很有社会责任感。” 红歌又要“红”了 红歌又要“红”了。对于已有的红歌，一档叫《红歌90年》的节目将于建党90周年前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新创作的红歌，36首“唱响中国”歌曲经过一年多的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5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2011年6月2日开始，中央电视台9号演播厅连续十几天录制《红歌90年》。这是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同类电视节目，中宣部主抓，两个月前建组。 为《红歌90年》担任撰稿工作的朱海两个月前接到这个任务，这部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视文艺专题片一共10集，七一前后连播10天。《红歌90年》分访谈、演唱两大块。光看演唱阵容，对其规格就一目了然。内地歌唱家从王昆、郭兰英、李光曦、于淑珍、殷秀梅、阎维文、毛阿敏等，一直到宋祖英、彭丽媛，此外，张明敏和刘德华也会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唱红歌。访谈嘉宾有《国歌》作者聂耳、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第一代音乐家劫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后人，有不同历史时期典型人物，如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当年的战友和现任班长、铁人王进喜的儿子、孔繁森女儿、抗震小英雄等。 片子一共选了170多首歌，呈现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每首歌都是传承下来的红歌经典。”朱海说。 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而“那些口号式的歌很快就被忘却了，”朱海说。“红歌代表主流声音”，朱海这样解释歌曲的选择理由。 例如《延安颂》，唤起当年许多年轻人奔赴延安；比如吕其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秦咏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样的歌就是一个记忆，蕴含那个时代的美。《黄土高坡》也被选入，流行歌曲也可以成为红歌，朱海觉得艺术样式不能决定是红是黑，决定的是歌曲内容，爱党、爱国、展示故土情的都可以是红歌。《红歌90年》将成为庆祝建党90周年高唱红歌的一个高潮，而另一个名为“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的新红歌征集活动早在2010年7月14日就已经启动，同样也是为庆祝建党90周年而发起，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六好一强”是这次征歌活动的宗旨──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人民军队好、时代感强，同时，作品必须易于传唱。 征歌活动采用了歌唱比赛常用的监督体系，请来了公证处监督，抽签产生33位专家评委，经过四轮评选，选出36首“唱响中国”入围歌曲。2011年5月，制作出MV，在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滚动推广。 5月31日，10首新红歌率先出炉，《走向复兴》拔得头筹，这首进行曲式的作品被认为“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上，起到一种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 入围的36首新红歌在推广阶段得到了各省市的支持，据报道，其中重庆市于2011年4月下旬掀起红歌传唱热潮，“要求人人学唱36首歌曲”。 早在2008年7月，重庆就首次启动唱红，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市在重要纪念日，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以开展，唱红的主题是“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 这被认为是红歌的概念迅速普及的节点。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说，红歌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才提出的。前十几年一直叫主旋律；近些年来，江西等地的红歌会也就是唱历史经典红歌逐渐产生一些影响；后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不但要唱红歌，还要创红歌；到了建党90年大庆，“红歌”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了。红歌涵盖六个方面：共产党好、祖国好、人民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基本上囊括了中国人民的所有政治生活。 什么是“红歌”？ 音乐评论家金兆钧认为，“红歌”一词很有可能来自他参与策划的“红色经典”系列演出。1995年芭蕾版《白毛女》准备在北京商演，主办者请金兆钧出谋划策。金兆钧的主意是：不妨让《红色娘子军》和《长征组歌》一起“复出”，政治声势起来了，商演也容易运作。 当宣传时亮出“红色经典”的概念时，各方反响都出乎意料的热烈。 金兆钧倾向于认为，“红歌”应特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创造出来的歌曲、歌剧等“红色经典”。也就是说，1942年5月之后诞生的“红歌”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红歌”。 “不仅仅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的歌曲属于‘红歌’，歌颂人民军队、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祖国和家乡的歌曲其实都应该算‘红歌’。”金兆钧说。 金兆钧与王朔是同龄人，由于家庭背景复杂，一直到1982年24岁时才得以入团。尽管如此，他听到当年的“红歌”时，“更多的是唤起青春记忆，而不是特定时期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专业的音乐评论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正视“红歌”的艺术价值。 “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对立双方壁垒分明之时，歌声总是能够让人瞬间热血沸腾。也惟有这时，才有可能全民高唱同一首歌。全世界都一样。”金兆钧说。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战歌《马赛曲》流传至今，已成为法国的一个符号；美国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为独立自由而战时，爱国歌曲《杨基都德》传遍全国。 谈及“红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宋小明坦率地说：“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红歌’这一提法说得过去。但严格来讲，这个提法不太科学，也不好发展。比如说，歌颂环保的歌曲该叫什么歌？” 宋小明有意识地创作了一首歌曲，名为《红色绿色》，歌中唱道：“你把红色赋予了我，让我茁壮成长……你把绿色赋予了我，任我自由飞翔。” 相当多的音乐理论家认为，前苏联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的革命歌曲就是苏联“红歌”，而宋小明强调，“红歌”绝对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艺现象：“以卫国战争时期歌曲为例，内容往往离不开爱情，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无情，不回避战士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向战场的。炮火连天的时候，战士在歌唱自己的爱人，有爱就有希望。” 宋小明认为，中国“红歌”的中国特色主要在于极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处境更加危急，战士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 红歌从哪里来？ 如果沿着中国革命史的脉络上溯，《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五四运动”歌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列强》等以外国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也都应该算“红歌”。 金兆钧之所以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点意义，最重要理由在于，从那以后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创作完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第一阶段，直接采用民歌素材，填上红色内容。比如《东方红》即是把原生态歌词“骑白马，挎洋枪”换成“东方红，太阳升”。 第二阶段，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自行创作。“比如劫夫，一边打仗一边收集当地民歌，仗打到最后满肚子都是民歌。”金兆钧说，劫夫创作的歌曲怎么听怎么熟，但绝不能指为抄袭，甚至不能指为改编，那就是深入生活、贴近大众的结果。 1949年之后，以劫夫等人为代表的那批音乐家得以进一步深造，纷纷留学苏联或进入国内的大专院校进修，西洋音乐手段开始大量运用。“文革”前的17年，“红歌”的创作达到了新高度。当时“红歌”其实也就是群众自发哼唱的“流行歌曲”，大致分三个类型──抗美援朝等时期诞生的、节奏鲜明的进行曲；内地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还有以雷振邦、罗念一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创作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已经采用了大合唱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之外的艺术手段，事实证明，中国百姓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专业化的进一步兴盛，则还是要等到1949年之后。 这一演进脉络在歌剧创作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945年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显然借鉴了西方歌剧的框架和形式，但中国戏曲的影子依然浓重。而阎肃等人主创，1964年公演的歌剧《江姐》与《白毛女》相比已经很洋气了，整体上采用歌剧结构和大咏叹调等艺术手段。 直到“文革”期间，“红歌”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完全停止。“文革”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演唱孙家馨，曾给金兆钧讲过这首正宗花腔女高音歌曲的由来──江青亲自抓这首歌，大家开始担心被“引蛇出洞”，不敢自由创作。后来得到“必须地道”的命令才放胆运用西洋音乐手段，改了二十多版最终成型。 “文革”期间，文艺凋敝。金兆钧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中国最后一首进行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那是真急眼了，不讲理了。” 金兆钧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只要创作者情感是真挚的，政治性不会损害艺术性。“尤其我们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带来的审美愉悦。” 乔羽的创作生涯或许是这一观点的最佳注脚──无论是1955年填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1984年填词的《难忘今宵》，都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 乔羽之子、《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乔方说，父亲之所以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红歌”经典，关键在于他始终对这段历史保持着真挚的情感：“我父亲读小学中学期间，考试永远排第一。因为家里穷，考第一可以获得奖学金。他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改天换地，当然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个时代。” 红歌、黄歌和绿歌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逐渐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黄色歌曲”，但不可否认，这些歌曲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 “红歌”并没有自外于开放浪潮，相反，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毫无偏见地热烈拥抱新的艺术表现方式。1980年，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苏小明以《军港之夜》红遍全国，争议随之而来：演员能否手持麦克风演唱，战士能否好好睡觉，都成为争议的内容。 最后经总政、海政两级领导、专家反复鉴定，同意苏小明公开演唱。当时人们对《军港之夜》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外来流行歌曲。 金兆钧认为，1980年代“红歌”依然能够被大众广泛自觉传唱的原因在于，首先那些歌曲真挚动人，其次是当时人们处境类似，生活条件艰苦，内心一致充满脱贫致富的愿望。 “富民政策立竿见影，所有人都看到了摆脱贫穷的希望，所以《在希望的田野上》被众口传唱。当时中国大陆也开始流行穿西装，打领带，张明敏一唱《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大家一听心里就感慨万千。”金兆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歌”开始主动切近人们的心声，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十五的月亮》唱出了一条朴素真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民间熟语，夫妻之间也经常用到。” “94新浪潮”之后，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审美取向上彻底地告别了长辈，小资情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但金兆钧认为，这拨人骨子里仍然有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 高峰《大中国》的出现，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歌唱祖国也可以“吊儿郎当”。有人说这太不严肃，可是老百姓喜欢，年轻人更唱得痛快。 孙楠的《红旗飘飘》唱响全国时，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首先歌词彻底“朦胧诗”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旋律有进行曲的色彩，但更多是流行的感觉。申奥成功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播过来，一大半唱的是《红旗飘飘》。“倒退十年，唱的肯定是《歌唱祖国》。”金兆钧说。 流行可以“红”，摇滚也可以“红”。 金兆钧和宋小明不约而同地认为，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以《国际歌》为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显然就是最纯正的摇滚精神。”金兆钧说，“宏观地讲，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与‘94新浪潮’不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宋小明则认为，摇滚最能表现炮火硝烟，表现抗争的壮烈残酷，以及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本想请汪峰演唱《红色绿色》，由于档期关系二人失之交臂。 宋小明旗帜鲜明地支持“红歌”流行化，原因很简单，有人唱总比没人唱好：“切格瓦拉之所以能够成为先锋艺术家的偶像，波普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人首先是从T恤上认识了格瓦拉，此后才逐渐迷上了他。” “波普主义崇尚‘去圣化’，但这种方式更有意想不到的传承作用。我们这一代，官员往下延伸的能力，比年轻人往上延伸的能力强，只要你做得好就会获得认可。”宋小明说。 乔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正做筹划“红歌”摇滚，至于是翻唱还是原创，现在暂不透露，以期横空出世，一鸣惊人。 对于创作者的探索，作为评论家的金兆钧认为：“推广流行歌曲没问题，推广‘红歌’也没问题，关键是不能过于厚此薄彼。一个多元化的、富裕安定的社会将不会再出现一首歌曲全国唱的盛况。美国就是如此，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星和作品。只有像《现代启示录》这样表现战争的电影中，才会出现瓦格纳的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雄壮音乐。” 接受采访的人都不讳言，现在“红歌”创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电视晚会的兴盛，各级领导干部从亲手抓“红歌”生产开始，渐渐介入创作，比如操刀上阵，填词配乐。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看得见，比如说救了民歌。由于抛头露面的机会多，认知度高，民歌大腕出场价动辄二三十万元。弊端则是“红歌”的官本位化，不如老“红歌”那样直击大众的内心。“有一批作品，你听不出来它的诉求对象是谁。听到最后明白了，都是创作者对领导干部的诉求，这样的作品肯定不真诚。”宋小明说。 白领的烦恼，民工的压力，这些歌曲难以进入主流传播平台，宋小明力劝年轻的音乐人介入“红歌”创作：“越是‘红歌’，你的诉求对象越应该具体，不要总是泛泛地说为人民大众服务，现在人民大众已经形成很多层次，《春天里》和《香水有毒》的听众肯定没什么关系。”业余时间宋小明喜欢翻山越岭去采风。“采风，就是从习惯的空间和时间里解脱出来，以此整理你自己。你把自己整理干净，让天地浩然之气自然注入身心，那一瞬间下笔如有神。”宋小明说。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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