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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时代周刊/过去8个月，唐骏一直很低调。去年盛夏，那场炒得沸沸扬扬的“学历门”事件中，唐骏一度几乎成为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和封面人物。但自那以后，他就刻意保持沉默，等待着事件被淡忘。 “学历门”就像一道刺眼的分界线，让唐骏从巅峰猛然跌到低谷，猝不及防。“学历门”之前，他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典型，周身闪耀着明星般的炫目光芒，拥有成千上万“粉丝”；“学历门”过后，他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被看成《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评论的焦点。 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眼里的唐骏已不再是普通个体，他就像个符号，承载着国人太多太重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诉求。当无数期待改变命运的热血青年需要榜样时，他就成为那道希望之光；而一旦发现这个“标杆人物”也有瑕疵，人们便无比失望，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不但让他所有光芒消失殆尽，更淹没了他实实在在的成就和优点。 风波已经过去，理性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唐骏和“学历门”事件来龙去脉对社会和读者非常重要。 古人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再伟大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你可能偷摘过邻居的果子；也可能为了逃票而爬过火车……当有一天你长大了，你敢于真正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使之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那么你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华盛顿如此、丘吉尔如此、孙中山如此，比尔盖茨如此，唐骏也是如此。 近日在上海，唐骏向《IT时代周刊》独家披露了自己求学的完整故事，并深刻反省年轻时诸多幼稚以及虚荣心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唐骏坦言，这是自去年7月份“学历门”事件后，第一次毫不隐讳把心灵深处的东西谈出来。他没有回避什么，在谈话中，他非常诚恳地检讨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魔鬼，真诚、坦率、感人！ 3月14日，初春的上海被一层薄雾笼罩，显得格外清冷。 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14层，新华都集团办公室，唐骏在“学历门”事件的8个月后首度向媒体敞开心扉。眼前的唐骏看上去有些憔悴，去年那场风波给他带来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言谈中，49岁的唐骏依然显得活力十足，思路清晰，但语气比过去谨慎多了，措辞也十分小心，从明显放慢的语速中可以看出，每回答一个问题，他似乎都在考虑自己的话是否全面，是否还有所遗漏。 第一章 一本畅销书引发的麻烦 2010年7月1日，有着“打假斗士”称号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发出21条微博，矛头直指有着“打工皇帝”之称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称其在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透露的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多处造假。唐骏由此被卷入“学历门”漩涡。 书中授人以柄的是第70页的一句话：“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唐骏回忆说，当年自己离开寒窗苦读5年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后，确实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逗留过数月，但让他感慨万千的是，这段无法从记忆中磨灭的游学经历与“博士”无关，“我如果想把自己包装成加州理工的博士，也不会轻描淡写的就这么简单的两句”。 负气出走名古屋大学 先把时间拉回到20多年前。1985年的秋天，经过一番周折，唐骏获得了中国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高楼耸立的城市，朝气蓬勃的人流，日本的发达程度让初来乍到的唐骏印象深刻，但日后不平坦的留学道路也让这位年轻人刻骨铭心。 在名古屋大学，唐骏主攻语音信号处理，师从在该研究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板仓文忠教授。据说板仓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其专业的很多成就至今无人超越。然而，和当时的很多日本人一样，这位教授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 恃才傲物的板仓脾气很大，对学生的要求也异常苛刻，他的研究生每周五必须汇报一周来的课题研究成果，而要获得板仓的认同实非易事。身为中国人的唐骏更是经常受到导师的冷嘲热讽。 1990年春末，唐骏的留学生涯已经熬到第5个年头。在一次例行汇报会上，唐骏没有合适的课题，他拿出前几周研究成果的总结报告，告诉板仓说自己准备发表论文。不料，板仓十分不屑地说，“这种论文在中国还可以发表，在日本没有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 顿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唐骏把手里的资料往桌上一摔，跟导师吵了一架。“我确实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平时也很怕他，那次是真的冲动了，你骂我唐骏可以，但把中国放在里面就有点侮辱的成分。”唐骏回忆说，当时另一名中国留学生或许为了表达抗议而当场离开教室。 唐骏在1988年3月份拿到名古屋大学硕士学位，如果1991年3月能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经过4年多的学习研究，他已经发表了大大小小十几篇论文，博士论文也准备得差不多。但唐骏意识到，当众顶撞导师后，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他决定提前去美国。实际上，生性自由的唐骏本打算读完博士学位再去美国，他坦言不想留在日本发展，“在日本的中国人永远做不大，永远处在社会底层。” 1990年暑假，美国正好有个专业学会要召开年会，唐骏借机离开日本。现在看来，唐骏的想法或许是对的，在跟唐骏一起去日本深造的100名留学生中，有75名至今仍留在日本，目前他们当中职位最高的也只能升至主任研究员，没人能进入所在机构的核心管理层。 唐骏连招呼都不打就留在了美国，这让板仓教授大为恼火，在写给唐骏的信中，他要求唐骏马上回来，哪怕回来后再走也行，心意已决的唐骏没有回去。板仓教授把唐骏的在籍证明一直保留到1991年3月31日，这也是博士课程的最后时间。唐骏解释说，“按照日本大学的规定，我的博士课程已经完成，但没有拿到文凭。” “学历门”事件过程中，有人联系板仓，核实唐骏在名古屋大学留学经历。板仓回应称，唐骏确实在他那里读过书，是个有激情、有个性的人，板仓认为唐骏非常优秀。“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在他的学生里面算得上优秀，而且我当年是背弃而去的，但在我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导师还能站出来为我说这些话，虽然我现在没有合适的方式感谢他，但我很感动。”说这话时唐骏眼里有些感动的泪花。 短暂的加州理工生活 1990年9月，初到美国的唐骏四处联系学校，希望有机会完成博士学位。与5年前初到日本一样，唐骏对眼前的一切完全陌生。不同的是，当年风光无限的公派留学生，如今除了两只行李箱外一无所有，心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清楚。 10月的美国秋风萧瑟，唐骏一路风尘，赶到事先联系好的马凯特大学。这所大学位于美国北部小城密尔沃基，并不很有名气，但接待的老师很热情，唐骏准备留下来办理入学手续，当地留学生帮他安排了宾馆暂住。 谁料，第一天晚上的惊险遭遇就让唐骏胆战心惊。半夜3点钟，酩酊大醉的黑人狂砸唐骏的房门，“当时我被吓坏了，觉得再呆在这个地方会有生命危险”，显然，这个位于黑人区的美国大学并不是唐骏梦想中的求学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惊魂未定的他立刻收拾行囊前往洛杉矶，找到在加州理工读博士的同学，这才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久负盛名的加州理工学院是所开放式大学，唐骏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跟其他学生一样去教室听课，去计算机中心蹭网，去图书馆看书，他还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活动，“我全天都在加州理工听课，物理、化学什么都听，也希望借此练练自己的英语。” 背山面海的洛杉矶风光旖旎，阳光明媚，好莱坞、迪士尼近在咫尺，更有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没找到合适学校的唐骏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我发现去哪里都不合适，因为只想留在加州，我喜欢上洛杉矶了。”遗憾的是，唐骏并没有如愿进入加州理工深造。当时只有2000多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被称为“全美最难申请到的大学”之一。 也许正是这段“编外”校园生活经历让唐骏产生浓重的校园情结，成为职业经理人后，他经常去国内各地高校演讲，演讲中关于美国大学生活的话题往往以其在加州理工的经历为背景。“我把那两三个月的生活讲给大学生听，这就造成了一个误解，不过我从没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的博士，如果我是那所学校的博士，我唐骏就不是今天的唐骏了。” 2008年夏天，为出版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唐骏接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胡腾的采访。在之后审阅书稿时，唐骏发现对其学历表述有误，他马上要求作者把这段从网上摘抄的文字去掉。 “学历门”事件中，当别人对该自传描述的学历表示质疑时，唐骏感到很意外，当时明明让人把那句话删除了。后来唐骏才了解到，当时作者把修改的地方告知编辑后，编辑并未及时把那句话删除，“结果第一版印出来了，印了8000册，从第二版就没有这句话了，这本书一共大概印了50万册。” 2010年7月8日，该书出版方中信出版社发布勘误声明，并向唐骏道歉，称因编校过程中沟通出现滞后，唐骏的修改意见未来得及更改，书稿就送进了印刷厂。唐骏认为，“中信出版社方面确实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显然不会为我而损失声誉。” 第二章“野鸡”大学的由来 在那个尚不够开放的年代，20岁出头的唐骏心中能萌发强烈的出国留学愿望，完全是受到哥哥的影响。但他骨子里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学问，如果我的学问做得好，像我哥哥一样，日本教授也不会骂我。” 不执着于做学问，加之来到美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唐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在美国当上小老板 虽然美国的校园生活值得留恋，但唐骏不得不开始为未来的生计作打算，他考虑要干点活儿养活自己。 好在美国创业的条件很宽松，那时只要填一份简单的表格，交100美元就能开公司，而且不盈利不用交税。1991年初，唐骏注册了第一家公司，最初的业务是给日本公司开发软件。 公司的业务进展还算顺利，唐骏所说的第一项发明──卡拉OK打分器也是那时候出炉的，“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语音信号处理，当时我想出一套自己的模型，把打分软件做出来了”，后来，唐骏把这个软件通过中间商卖给三星电子美国公司，收获8万美元。 如今的唐骏已经是身家数亿的职业经理人，但那时候他生活并不宽裕，也没有什么专利意识。更重要的是，申请专利还要缴费，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情况，能挣到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唐骏结识了一位国内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善于捕捉商机的他把目光转向娱乐业。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贫乏，唐骏决定把国内演艺圈的明星拉到美国“走穴”。在他的安排下，包括姜昆、蔡国庆、黄宏、蔡明、殷秀梅、宋祖英等人在内的四五十位内地当红明星赴美，参加十大城市巡演，此举轰动一时。唐骏顺势成立一家名为“好莱坞影业”的公司专门运作此事。 在一年多时间里，好莱坞影业公司一共办过两期巡演，帮别人办过一期。“每次巡演大概持续二三十天，像在洛杉矶、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我们自己来运作，其他城市则外包出去，跟现在旅游团的做法相似。”唐骏认定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但该公司也没挣多少钱，“两个月忙下来大概能挣2万美元，这就算不错了，够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 美国西海岸一直是华人眼中的淘金乐土，跟绝大多数华人一样，唐骏靠着自己的几家小公司在异国他乡谋生。到1994年，赤手空拳来美国打拼的唐骏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但他心里依然空空荡荡的，总感觉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似乎跟自己毫无关系。 “在美国，我都是跟华人打交道，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在美国没什么关系，但我的志气还是比较高的”，唐骏暗自琢磨着，虽然自己是个小老板，但这些小打小闹的事情到50岁的时候再干也不晚。 当年夏天，唐骏获得进入微软工作的机会，他决定卖掉影业公司，关掉律师事务所，将软件公司交给朋友打理。从天使之城洛杉矶来到蓝色海水环绕的西雅图，唐骏从微软的一名小小的程序员做起，几年后，他如愿成为在更高层次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3000美元的博士学位 比起埋头在实验室做学问而言，色彩斑斓的创业经历显然更合乎唐骏的胃口，但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当年，唐骏与其他99名中国留学生一样心气十足，他们一起在大连接受一年的封闭式日语培训，一起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日本，都是冲着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去的。5年半之后，其他99个人都如愿以偿，只有自己因一时冲动而掉队，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想到这些，心情失落的唐骏觉得，不管怎样自己也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同学面前有面子，才能光宗耀祖。” 在与周围的美国朋友聊天时，唐骏得知美国有很多函授大学，“我就让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推荐了洛杉矶的西太平洋大学。”于是，唐骏写信让校方提供更详细的书面资料，西太平洋大学很快将学校介绍寄过来，“从校方资料来看，这所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正规，更重要的是该校还获加州政府的认可。”在美国，只有通过州政府的审批才能办学。唐骏喜出望外，这所函授大学正好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于是，在1993年，他申请了这所学校。 西太平洋大学要求攻读博士的学生必须修满15门课程，并且每个学期都要完成相应的学分。唐骏发现，他在名古屋大学所学的课程与西太平洋大学的大多数课程吻合，“我给他们一份报告，说这门课已经学过了，并把名古屋大学出具的学分证明交给西太平洋大学，他们看过之后告诉我，对应的课程不用修就过了。” 对唐骏来说，有在名古屋大学期间发表的十几篇论文做基础，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更容易了，“后来他们通知我博士论文通过了，我也拿到他们正式的博士文凭。” 因为绝大多数课程不需要修，唐骏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共花费3000多美元。“它是根据课程的数量收钱的，我有很多课都不用修，一般人可能需要一两万。”唐骏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微软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微软没人知道他偷偷修了个博士学位的事。 “学历门”事件中，唐骏从西太平洋大学要了一份文件，证明该校当时是美国加州政府认可的大学，“这所学校含金量确实不高，但是不是野鸡大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至少我当时没有觉得它是野鸡大学。”唐骏说，是加州政府认可的就行了，自己又不想用它“招摇撞骗”，只是为了洗刷当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耻辱，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潜在的虚荣心。 第三章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唐骏自幼家境贫寒，他有个年长3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一家5口人挤在江苏常州城区一个小弄堂的老屋子里，这间30多平方米的旧平房连厕所也没有。 唐骏的父亲在当地一家灯芯绒厂上班，科级干部，每月固定工资62块。母亲是印染厂普通工人，每月42块的工资。唐骏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工资父母领了十多年，从来没变过。没有其他收入支撑，抚养3个男孩子并不容易，唐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缺少零花钱的唐骏打小就变着法地“省钱”。唐骏坦承，他小时候经常逃公共汽车车票，“家里没钱，父母给你1毛钱看电影，如果逃3分钱的车票就能买根冰棍，当时就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他说，除了逃车票，和伙伴们去临近的公园玩也都是翻围墙进去，从来没有买过门票，“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980年，高考失利的唐骏阴差阳错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此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拮据。在北京读书的4年里，唐骏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我跟哥哥有一个梦想，如果家里有1万美元的存款该多么幸福。”哥儿俩的想法是，1万美元存款意味着每月光利息折合下来就有200元人民币，而当时哥哥读硕士拿的津贴只有56元。 不得不说的是，哥哥唐政对唐骏日后的求学道路影响很大。唐政天资聪慧，勤勉好学，是唐家三兄弟中读书成绩最好的。1981年唐政考取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硕士，后来又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从北邮到清华骑车只需半个小时，唐政在清华2号楼的宿舍也成为唐骏的半个宿舍。从大三开始，唐骏的周末基本都是在清华度过，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 唐政时常教导弟弟，出国留学对个人的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一定要争取这样的机会。受到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骏的思想比较超前。彼时，唐政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在写给唐政的信件中，对方时常提起国外学习生活条件的优越，唐骏回忆说，“我确实比班上其他同学对出国意义的理解要强一点。” 1985年秋天，唐骏获得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唐骏每个月可以拿到9.8万日元奖学金，当时相当于每个月有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唐父当年工资的好几十倍。“说实在的，要说我实力有多强也不一定，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普通，虽然考研时是第一，但北邮的两个名额没有轮到我，也许运气好，我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最后就让我出国了。” “学历门”事件后，平时喜欢被聚光灯追逐的唐骏选择暂时远离人群，他给自己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实际上，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身份外，唐骏每次都将这个尴尬的学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坦承，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从小就是个爱面子的人。他13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因为家里要盖房子，父亲让读初一的唐骏不要去上课，而去搜集打地基用的碎砖块。于是每天清晨，在常州城畔的京杭运河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瘦弱的少年在瑟瑟寒风中吃力地捡砖头。 捡砖头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最怕碰到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只要听到他们放学的声音，我肯定会躲到堤岸下面，等同学们走过了再出来，”唐骏心里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捡砖头，但要面子的他就是不愿意被同学看到。 唐骏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一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经常会犯错。”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如果30年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人生的道路有几千条岔路，其中一条岔路正好被我碰到了，多少个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汇成了今天的成功概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就是唐骏在经历“学历门”困扰后，感悟到的人生最真实的，也是最有意义一面。 对话唐骏 《IT时代周刊》：去年的“学历门”事件后，一向比较高调的你沉默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外界开始质疑自己的学历是什么时候？ 唐骏：其实早在2009年4月就有人在网上说我学历的事。当时上海一家媒体还来采访我，后来我觉得大家本来没当什么事，但被这样一报道反而有事了，就让他们不要刊登了。网上也有几篇文章的，但没过几天大家就不谈了。2010年7月初，有人告诉我，外界正关注你的学历。刚开始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像2009年那样，一两天就过去了。 《IT时代周刊》：你也承认了自己获得的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一些人认为，这所学校是一家可以快速获得学位的“野鸡”大学，是这样吗？ 唐骏：很多人认为西太平洋大学是“野鸡”大学，但我想说明的是，此类学校确实有作假的可能性，比如你自己没写过论文，拿别人的论文冒充，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或者你的作业自己不做，让别人代写，还是可以拿到博士。“野鸡”的成分或许有，不排除一些人利用虚假的手段获取学位，但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毕竟博士论文做了5年，不可能没有东西。 《IT时代周刊》：“学历门”事件曝光后，会有人拷问你的诚信问题，也有人提议，只要道个歉，认个错，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唐骏：这件事我也许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我心里确实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所以就是不想认错，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我在美国受西方观念影响，西方的教育认为，如果你没有做错，千万不要承认，有一天事实会证明，一旦认错就真的有错了，再也回不来了；如果你有错，一定要马上承认。说我在学历问题上犯了诚信方面的错误，我觉得很委屈。 《IT时代周刊》：但是你一直隐瞒着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 唐骏：我的错是，应该在简历上注明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如果写出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别人无非会说西太平洋大学是所三五流大学。我不想把西太平洋大学告诉别人，但在必要的时候肯定会说出来。2004年盛大上市的时候，我在招股书上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写上去，后面备注是名古屋大学。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自己是哪所学校的博士。 《IT时代周刊》：你觉得这所函授大学的博士学位与你的前途有没有关系？ 唐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不要说还花了我3000美元，现在就是给300万我都不会要。它在事业上、在名声上都没有帮到我什么忙，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进微软没有靠这个学历，回国也没有拿这个学历到处宣讲，包括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本书里，我从来没有说过学历对我有多重要。我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学历，没有靠学历获得任何利益，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IT时代周刊》：从整个事件来看，你是否认为自己有一点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说实在的，人总有一种虚荣心，倒不是我想沾加州理工学院的光，而是觉得西太平洋大学太差，不愿意拿出来，毕竟我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从来不想去傍一个大款，但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很贫穷。我承认自己有虚荣心，但说学历作假我不承认。 《IT时代周刊》：这样跌宕起伏的经历有没有让你对人生的看法发生改变，你是怎样定位自己的？ 唐骏：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做学问，包括日本教授为什么会骂我，也是这个原因。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这种人属于弱势群体，长相很普通，功课很普通。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像张亚勤、李开复，是最经典的成功人士，他们从小就聪明乖巧，而我唐骏就不是一流学校出来的人。我有一点点我行我素，你说我不好，我还是我；你说我好，我也没飘起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伟大。 《IT时代周刊》：你之前打算拍一部叫《你行我素》的电影，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与奋斗的经历，现在这部电影还拍吗？ 唐骏：拍，因为学历的事情耽误了很久，没有心情。这部戏的剧本我自己写的，现在需要重写很多部分，我有点想把这段经历加进去。实际上，当时导演、演员全找好了。不过，不是名导，我也跟国内一位名导谈过，但找名导等于他买一个剧本，没有意思，那就不是我自己的电影了。我要求按照我的思路来演，演得不好我还要你重演，而不是导演觉得演得对就行。但是我没有导演的专业知识，需要他们把关，我现在找的导演拿过不少奖，我跟他交流过，他也认同我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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