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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只能尝试自己收取 调查发现安省法院总共向被定罪的欺诈者下达了高达50亿元的赔偿命令，但是到底有多少实际支付给受害人就不清楚了。  图源：wikipedia 史密斯（Carin Smith）和丈夫在2008年陷入一个投资骗局，投资失败后他们的婚姻也走到尽头，为了保住自己在安省阿克顿（Acton）的房子，她不得不又找了一份晚上的全职工作，她还负担著一个新的25年抵押按揭贷款，原本她可以在10年来付清所有贷款。 54岁的史密斯在这场骗局中损失了大约7万元，这笔钱直接落入里夫（Daniel Reeve）的口袋。史密斯说，这场投资骗局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现在她不相信任何人，骗局导致她无法在55岁退休，还要工作大约15年来还清新的按揭贷款。 里夫被定罪为欺诈罪犯，他在2007和2008年间诈骗至少41人，骗得金额超过1100万元，他被判14年监禁，法官命令他必须在10年来向受害人支付近1100万元的赔偿，可是连法官都认为他根本没有还款的可能。 审前的监禁令里夫的刑期减至4年，在宣判8个月后他就因没有实施暴力犯罪风险而获得假释，但是几个月后警方发现他又在试图推行新的诈骗计划而再次将他逮捕。假释被撤销，他的原本刑期在上诉后被减至10年，到2020年6月他再次获得自由。 史密斯说，到现在为止，她没有看到里夫一分钱的赔偿。 安省不追踪欺诈赔偿结果 自2010年以来，安省法院已经下令欺诈者向受害人支付近50亿元的赔偿，但是连省府也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支付了多少，因为省府没有跟踪赔偿令的执行结果。 律师和受害人维权人士表示，欺诈的赔偿令通常被忽视，如果欺诈者未能在安省做出赔偿，受害人有责任通过将赔偿令登记为民事法庭的判决来强制执行。 “这不是对纳税人金钱的良好利用，也不是一个好的问责机制。”里德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的金融犯罪教授和欺诈受害者顾问伊福拉 (Vanessa Iafolla) 说。 法庭通常会命令被定罪的欺诈者在一定期限为偿还受害人，但是在CBC追踪的案件中，接近一半早就过了期限。加拿大广播公司追踪了6名欺诈案受害人，他们都表示，没有从被判欺诈罪名成立的人士那里收到一分钱。 受害者推动政府执法 加拿大犯罪受害者资源中心执行主任Aline Vlasceanu 说，让受害者承担责任并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只是在重新伤害受害人。” 在沙省、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等地区，有政府营运的归还计划，帮助追踪诈骗偿还令并代表受害人执行这些命令，这些帮助并不是联邦层面的要求。 去年12月，联邦司法和人权常务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在执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该委员会发布的“改进对犯罪受害人的支持”报告，建议联邦司法部与各省区合作，商定有效的方法来协助受害人执行赔偿令。司法部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政府很快就会对该报告做出回应。 Aline Vlasceanu希望安省能尽快开始跟踪赔偿令的执行情况。数据表明，过去10年安省只有23%的欺诈案件最终获判赔偿，法庭命令欺诈者向受害人做出赔偿，自2010年以来，安省法院在欺诈案件中判决的赔偿金额为3.3亿元，同期高等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只有1.28亿元。 安省检查总长办公室发言人阿卜杜拉曼(Maher Abdurahman)在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安省司法厅设有一个赔偿信托账户，可以追踪资金的去向，但是安省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支付赔偿金，例如直接付给法院、受害人，或者通过律师支付。 阿卜杜拉曼称，由于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很多，政府很难追踪支付的总额。他在声明中表示，安省不会收取受害人在民事法庭提交索偿申请的费用。 民事与刑事制度 一名多伦多民事欺诈索赔律师表示，尽管赔偿制度发生了变化，刑事案件并不是追讨欺诈损失的最好办法。 代表欺诈受害者的律师事务所 Investigation Counsel PC 的创始人格鲁特 (Norman Groot) 说，大多数情况下，钱早就没了。 格鲁特告诉客户，应该首先尝试民事法律系统，应为效率更高，在骗子完全得手之前就开始追踪资金，并尝试冻结其资产，是追讨损失的最佳机会。“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可以提起刑事起诉，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寻求的就是惩罚，而不是追讨损失。”他承认，问题在于，已经因诈骗而损失大量金钱的受害人必须仍然拥有聘请律师的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建议客户，除非损失至少25万元，否则民事法庭追讨也不划算。 对于文前提到的史密斯来说，投资失败导致7万元的损失，聘请律师的费用可能要超过损失的金钱，他们可能不得不通过刑事司法系统执行赔偿令，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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