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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计划很大胆，不容破坏。 他们打算离开家乡，一起旅行上万公里到纽约，找工作，只要能给家里寄钱就行。最终，他们会回到孙辈们身边，孩子们靠他们的资助上了大学，前途一片光明。 马桂英和她的丈夫高战新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抚顺，生平只出过几次远门。 他们都是56岁，从小就是同学，他们的婚姻将近40年，而他们的人生交织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还要长。大半生里，他们的生活勤劳俭朴——在钢铁厂工作，在市场卖蔬菜。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 但在2017年，他们决定申请签证，希望能赚到在中国赚不出来的钱。他们有一个儿子，觉得有责任继续支持他和他的孩子们。“大家都说美国是最好的，我们想去最好的地方，”高战新在面谈时告诉签证官。 许多人警告这对夫妇，他们年纪太大，没有经验，不能出国。但他们无法抗拒最后一次冒险的机会。 就这样，那年6月，高战新和马桂英来到皇后区，两个头发花白的小人物，带着三个手提箱。 一天后，高战新坐上了去费城的大巴。一个朋友帮他在那里的一家中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油炸食物。他急于开始工作，而且还有免费住房。11天后，他回到留守的妻子身边。 马桂英一见他就哭了，还拥抱了他。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非常害怕。高战新做了一个保证。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他说。“不管我去哪儿都带着你。” 最后他为自己的房东打工，这位房东开了一家公司，专为餐厅厨房更换和清洗油烟机。马桂英在一家面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最终还是待在家里，为高战新做早餐和晚餐。有时她花20美元坐公交车去康涅狄格州的赌场，只为拿到40美元的代金券，然后转手卖给别人。他们在花钱方面很严格，等待产品甩卖，接受捐赠衣服，在附近的教堂领取免费餐食。 他们之间的纽带使得安家变得轻松了许多。高战新一直很喜欢马桂英温柔活泼的样子。她以前是那种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雪橇而不是跳绳的女孩。反过来，她也钦佩他的谦虚诚实，以及他对弟弟和妹妹的关心。他们把对方看作是平等的，是简单生活里的同谋者。 去年秋天，他们开始谈论回家的事。 感恩节过后的一个早晨，丈夫去上班后，马桂英走下三层楼梯，来到科罗纳社区的103街。她开始清扫附近一栋空置大楼周围的人行道，大楼的主人是她的房东，一个善良的男人，她经常给他送馒头和面条。帮他整理一个经常散落垃圾的地方是另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 马桂英像往常一样走了六个街区，经过当铺、带蓝色遮阳篷的洗衣店、多米尼加餐厅和希腊东正教教堂。 她在上午8点左右到达了位于第38大道的这栋大楼，大楼边上是一道布满涂鸦的绿色木栅栏。 几分钟后，61岁的马桂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脸上沾满鲜血。有人用石头砸了她的头。 “我会照顾她的” 涉及亚裔受害者的暴力事件没有放缓的迹象。即使全国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舒适状态——各种活动提供了一种正常的感觉，并保证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但受害者人数仍在增加。 今年1月，40岁的高慧民在时报广场地铁站内被推下站台致死。接下来的一个月，35岁的克里斯蒂娜·尤娜·李被尾随，在她的华埠公寓内被捅数十刀致死。两周后，在曼哈顿，一名男子因殴打七名妇女的面部而被捕。 截至3月中旬，纽约警察局录得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大多数攻击缺乏作为仇恨犯罪起诉所需的具体证据。这没能说服一个处于戒备状态的大社区。种族主义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使不一定能证明。 在这个时刻，不断被卷入其中的年长受害者提醒人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使是最脆弱的人也不会被放过。 正因如此，11月26日下午，61岁的高战新在埃尔姆赫斯特医院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妻子陷入昏迷。他看着她缠着绷带的头，淤青的眼睛肿胀着，发际线上有干了的血迹，他禁不住哭了起来。 “那时候我快疯了，”他用普通话回忆道。 马桂英很快就接受了手术，以解决脑出血问题。她骨折的颅骨被切除了一部分。她需要做气管切开术——在气管上做一个切口——帮助她呼吸。她的头部插了一根管子以排出液体。另一根管子插入她的胃输送食物。 医生说，即使她醒来，她的左侧身体也会瘫痪。 “我会照顾她的，”高战新发誓。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去看望妻子，握住她的手，呼唤她的名字。他谈起回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仔细观察她的脸，看是否有任何生命的闪光。“醒醒，”他恳求道。“你就不想孙子孙女吗？” 终于，在2月初，高战新兴奋地发现马桂英的眼睛睁开了，右臂和右腿也能活动了。 他喊出了一些他认为可能有助于她康复的指示。伸腿。眨眼睛。动动手指。 任何似乎是回应的轻微动作都让他感到高兴。没关系，他鼓励道。你累了。慢慢来。 马桂英的情况在改善。尽管面无表情地躺着，她的眼睛却盯着他的眼睛。 “看见你我就高兴，”他跟她说。“你看见我高兴吗？” 一次美国式逃亡 他们是铁矿工人的孩子，在政府住房中长大。 高战新在高一就辍学了。他参加了高考，但没有考上。马桂英读完了初中。 他们结婚时22岁。第二年，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他们生下了儿子高扬（音）。 高战新在钢铁厂工作时，马桂英和儿子住在一起。周末的时候，他们都帮助农民清除玉米地上的杂草，每天的收入不到六元人民币。晚餐时，马桂英总说她不饿，让高扬多吃点肉。 幼儿园开学时，高扬就带着一瓶汽水去上学，比其他家长给孩子带的苹果和橘子便宜。一家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如果房东觉得房子不够住了，他们就得搬家。最终，马桂英也去了高战新的钢铁厂工作。 “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高战新回忆。“没有时间干别的。” 高扬长大后，他们用自己的一些积蓄为他举办了一场婚礼，还帮他开了一家便利店。 到2017年的时候，高扬已经有了两辆出租车，能够让孩子们过上还不错的生活。当父母提出他们要出国的计划时，他感到困惑，并劝他们再考虑考虑。但两人想给他们八岁的孙子和15岁的孙女更好的生活，两个孩子在学校都很优秀，有可能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 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时，高扬央求父亲照顾好母亲。她最近切除了一个肾脏上的肿瘤。高战新保证他们会注意安全。 在妻子躺在家以外的床上的几个月里，高战新经常想到那段对话。为了在那些不眠之夜里淹没自己的负罪感，他一直开着电视，换台看各种中国电视剧。如果电视剧里出现医疗场景，他会哭。 他的吸烟量增加到每天一包，他变得憔悴，主要吃蛋炒饭，这是他会做的少数几道菜之一。不在医院的时候，工作可以让他的大脑闲不下来，也能为回家的机票存钱。他设想自己照顾坐在轮椅上的妻子。 但2月22日晚上，高战新正准备睡觉时接到了电话。马桂英的心率过快。医生要他马上过来。高战新匆忙赶到地铁站，坐上了15分钟就能到达她身边的列车。 列车行驶了两站后，他的电话再次响起。 他青梅竹马的妻子，他的美国寻梦伙伴，已经离开人世。 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33岁的以利索尔·佩雷斯在马桂英遇袭当天在现场被捕。 一名目击者告诉警方，马桂英正在扫地，佩雷斯和她发生了争执。然后，法庭文件显示，佩雷斯捡起一块石头打在她的头上，导致她昏迷不醒，瘫倒在地。 视频监控显示，马桂英在地上再次被同一物体击中。 佩雷斯之前曾多次被捕，包括抢劫、公开猥亵和袭击。 在马桂英的案件中，佩雷斯被指控袭击和非法持有武器，但不涉及仇恨罪，这通常需要明确的证据，例如种族诽谤。在马桂英死亡后，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这些指控；佩雷斯的律师拒绝就本文置评。 高战新并不关心能不能定一个明确的罪名，他只希望妻子的袭击者能够得到充分惩罚。在他的祖国，他的身份认同是华人，而不是亚裔，也没有过多考虑种族问题。 不过，在这里让他非常惊讶的是，亚裔美国人可以感受到与他的连结，以及一个社区可以如此努力地为一个人争取支持，即使他无力回报。 有一位艺术家为马桂英画了一幅肖像，帮助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她的不幸。一个非盈利组织捐赠了iPad和线上治疗课程。佛教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康复建议。律师们为GoFundMe上募集的资金建立信托，并安排神经科医生看诊。人们举办守夜活动，纪念活动，发来慰问信息。 这对夫妇的房东谢宜宏（音）在GoFundMe上用中文和英文发布了关于马桂英的最新情况。这个网站上筹集了超过2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亚裔人士。 “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像我妈妈那样的人身上，让我感到心碎，”一位捐赠者写道。 47岁的谢宜宏担任了高战新的代言人，陪同他前往医院和出席大陪审团程序，翻译当局的电话。当他不在时，由其他志愿者代替。 “作为第二代亚裔美国人，这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28岁的法拉盛居民富尔顿·侯（音）说，他有时会为高战新翻译。“我们不希望这些攻击被忽视，让这些生命白白逝去。” 议员孟昭文在医院为高战新呼吁，她说医院同意免除他繁重的账单。高战新的儿子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但签证最初被拒绝，孟昭文与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出面干预了此事。 3月的葬礼上，39岁的高扬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他在母亲的灵柩前弯下腰，跪倒在地，大声痛哭。他说，他来了，来接她回家。 他们将爱留下 高战新将于本月启程回中国，带着他的儿子和一个本应有善终的女人的骨灰。 他对来到这里深深感到后悔。 但这里并不全是黑暗。 在纽约，这对夫妇单独相处时，发现他们对彼此的爱放大了。 在周末，他们形影不离，每件小事和家务都一起完成。高战新会坚持和马桂英一起包饺子，不想让她一个人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会并排站在厨房里，他擀皮，她则在每个面皮中包入猪肉白菜馅。 他们努力地想近距离地看看梦想中的纽约市。一个朋友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陪他们去时报广场、中央公园以及第五大道的教堂。马桂英惊叹于眼前的场景，不禁感叹为什么她没有出生在这里，为什么早年生活的风景不是这样。 高战新和马桂英留在这里的印记也有光芒。受到语言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世界可能很小，但他们努力让生活丰富多彩。 房东谢宜宏很快就对这对夫妇产生了好感。他自己的母亲死于癌症，而在马桂英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影子，她会看望他并给他食物。高战新值得信赖且为人可靠，是一个他愿意每天一起共事、分享人生故事的人。 “他们俩都很正直善良，”谢宜宏说。“这样的人不多。” 马桂英还会给她的朋友玛丽·张带来食物，并留下来打扫她的房子。马桂英刚到皇后区时，两人就成了朋友，他们都来自辽宁。66岁的玛丽·张行走不便，所以马桂英尝试定期来她家帮助做家务。放学后，马桂英也很愿意照看玛丽·张的孙女。她总是拒绝为此收钱。 “她告诉我，‘别担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就像姐妹一样，’”玛丽·张用普通话说。“我在美国已经25年了，我从未有过像她这样的朋友。” 正是这种服务他人的热情，促使她在去年秋天那个致命的早晨清扫人行道，也许是这种热情为她种下了祸根。 或者，也许正是这种特质使她卓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留在人们心中的不仅仅是一场暴力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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