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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3日，一项联合国气候与安全问题决议草案被俄罗斯一票否决，该决议历史上首次试图将气候变化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电视剧）。15个安理会成员中12个投出赞成票，俄罗斯的否决遭到“围攻”。美方特使再次“代表普世价值”，控诉俄罗斯“让世界失望”。 中方在投票中弃权，中国特使指出，不应把气候问题“泛安全化”。 据美联社12月13日报道，这项气候与安全问题决议草案由现在的轮值主席爱尔兰和尼日尔提出。草案呼吁将“气候变化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纳入安理会管理冲突的战略以及维和行动或政治任务中。草案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将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列为预防冲突的“核心工作”，并定期对如何在特定热点地区应对这些风险做报告。 爱尔兰驻联合国特使杰拉尔丁·纳森 (Geraldine Byrne Nason) 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早就应该”处理这个问题。 草案称，更强的风暴、海平面上升、频繁的洪灾、旱灾以及其后变暖的其他影响，可能会加剧国际局势紧张感和冲突，并可能“对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这项决议草案获得联合国113个成员支持，包括15个安理会成员中的12个。印度投反对票，有一票否决权的俄罗斯将草案否决。中方弃权。 俄、中、印等国特使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放在更大的框架下处理，例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纳入安理会的职权范围，只会加深上个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谈判所指出的全球分歧。 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瓦西里·内本齐亚 (Vassily Nebenzia) 指出，该决议是为富裕西方国家干预他国内务提供借口。决议草案将“一个科学和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化的问题”，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引发各地冲突的“真正来源”转移开来。 “这种方法将是一颗定时炸弹，”内本齐亚说。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也是安理会今年首次一票否决一个草案。支持该草案的多国外交官们表示，193个成员中至少113个支持这项决议，俄罗斯否决的，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决定。 爱尔兰特使纳森对记者表示，爱尔兰和尼日尔都“极度失望”，“我们非常清楚，这项决议是有历史价值且至关重要的。”尼日尔大使阿卜杜·阿布里也称，“否决权的力量可以阻止草案获得批准，但它无法掩盖现实。” 美国对俄方的立场发出猛烈批评。美国驻联合国特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说，称俄罗斯阻碍决议的行为“令世界失望，毫无道理。”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坚称，气候危机正是安全危机，而且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危机之一”，只有安理会才能确保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纳入预防和缓解冲突、维和、建设和平、减灾和人道主义响应等关键工作中。 “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对俄罗斯阻止安理会采取这一重要步骤来应对气候危机的后果感到失望，”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宣称，“今天，该决议的否决让世界失望，采取这一行动是没有道理的。” 她强调，今天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都支持了该草案，这个趋势“无法被阻止”。 然而，中国和印度对“把气候和安全联系起来”的想法表示质疑。印度驻联合国特使提鲁穆蒂强调，气候议题应该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讨论，这更为合适。 “安理会需要的，不是政治表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他指出，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和平与安全，但不应把气候问题“泛安全化”。 张军说，气候变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产物，只有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这个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和平与安全，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比较明确的是，同气候变化这一宏观概念相比，环境退化、旱涝灾害、粮食短缺、资源分配不公等，是可能引发紧张和冲突的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因素。从气候变化到安全风险，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导机理，目前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分析气候因素对安全风险的驱动作用，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决议草案对上述这些重要问题都没有涉及，这显然没有把握住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向，有失公平。中方感到关切的是，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将为发达国家摆脱历史责任、拒不履行承诺提供新的借口。”张军指出。 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中国的投票立场作出说明（来源：人民日报） 张军说，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始终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合作，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作用。我们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和后续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巴黎协定》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刻，中国初心不改，坚定不移做落实协定的行动派。中国还愿在南南合作框架下采取务实举措，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凡是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全力以赴，说到做到；凡是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中国始终持积极态度。 张军指出，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和平与安全，但不应把气候问题“泛安全化”。气候变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产物，只有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这个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和平与安全，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比较明确的是，同气候变化这一宏观概念相比，环境退化、旱涝灾害、粮食短缺、资源分配不公等，是可能引发紧张和冲突的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因素。从气候变化到安全风险，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导机理，目前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分析气候因素对安全风险的驱动作用，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我们不回避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探讨，同时要避免把气候问题“泛安全化”。武断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唯一安全挑战，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对于有效解决冲突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分散注意力，产生负面影响。 张军指出，无论在哪个平台、从哪个角度讨论和处理气候问题，都不能背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冲击最根本的办法，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直至最终实现净零排放。在这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基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面对着气候变化带来的特殊困难和处境，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他们加强能力建设，增强经济社会韧性。决议草案对上述这些重要问题都没有涉及，这显然没有把握住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向，有失公平。中方感到关切的是，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将为发达国家摆脱历史责任、拒不履行承诺提供新的借口。另外，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今年3月9日通过一项公报，提出非洲国家在气候与安全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和共同期待，遗憾地是，这些未能在决议草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张军强调，判断安理会在气候问题上的行动有没有价值，不在于步子或声势大小，而要看实际意义。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文字报告，而是努力向冲突地区和冲突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当前，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也是古特雷斯秘书长一再强调的，就是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兑现在气候融资、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承诺。安理会要做的，不是政治作秀。如果有些国家真的重视气变问题，就应该支持安理会运用自身独特的权威，建立监督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义务，确保承诺落实到位。如果要请秘书长采取行动，就应该任命一位负责监督气候融资、推动技术转让的特使，而不是听任承诺只停留在口头上，这才是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 张军表示，安理会并不是在气候问题上毫不作为，事实上已经在若干国别议题下处理气候问题，中方主张安理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从和平与安全角度出发，从具体局势入手处理气候问题，在准确把握气候驱动安全风险的机理基础上，研究有针对性的应对办法。气候变化对萨赫勒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地区国家期待国际社会切实提供帮助。中、俄、印三方已共同提出一份聚焦萨赫勒地区安全问题包括气变挑战的决议草案，目的是切实回应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具体关切。我们希望安理会各成员建设性地参与这项决议草案的磋商。同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一样，处理气变问题更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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